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于7月23日，一审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醉酒驾车并严重超速行驶，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5万余元的孙伟铭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一出，旁听者掌声大起。同时也引来一片质疑，除了认为罪名错误、量刑过当，还认为审判受舆论民情影响而失之公平。

我以为，根据中国现实状况，该审判不仅合法且合理，因而合民意。理由有三：

1、中国的法治现状是：（1）重立法而轻执法，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2）重惩治而轻预防，表现为很多所谓的小错以教育为主的名义放过的最终导致大过，由最近媒体曝光的饮酒驾车造成他人死亡的恶性事故，几乎个个都有多起尚未处理的违章违法记录，就饮酒驾车的处罚，我国明显轻于发达或不发达国家，如果说这样体现的是人民的国家，倒不如说是保护犯罪的国家；（3）重财产轻任命，无论是故意还似乎过失，对生命的赔偿都偏低，而关乎财产赔偿时，又（4）重国有轻私有，即涉及公民私人财产的，赔偿力度大打折扣，这在暴力拆迁中表现的最为突出。所以，本案判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述弊端的矫正。

2、 所谓危害公共安全罪，从犯罪构成来说，（1）犯罪客体是公共安全，比较公认的标准就是侵害的是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安全；（2）客观方面是有实施该侵害的行为，包括危险犯、实害犯、结果犯和行为犯，需要指出的是，本罪认定中强调的是行为，结果只是加重的因素。譬如，某人报复社会，做了一个炸药包炸了一栋楼，造成半个楼塌了，结果那天这半个楼的人都去参加同住一个邻居的婚礼，所以死亡者只有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和一个照看他的保姆，此案仍然构成对不特定的或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侵害；（3）犯罪主体可以是一般主体，也可以是特殊主体；（4）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故意又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所谓直接故意就是抱着明确的侵害目的而实施侵害行为，间接故意就是明知侵害行为在发生，却采取放任的态度；还可以是过失，即可以预见或已经预见到侵害结果，但却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致使损害发生，换句话说，就是犯罪人在自己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从而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危害社会的结果。

3、在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造成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我国刑法没有做出轻重鲜明的区别刑罚。我国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这种快速发展使得社会道德和公民意识、社会责任的建立相对地大大滞后，而法律再不能做出有效的遏制，势必造成恶性案件频发，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中国老百姓，一贯处于弱势却因为一个宣判而当庭鼓掌，这本身也说明，如果不这样宣判实在是不能符合现实社会的客观要求。

根据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孙伟铭完全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刑相符。

凡正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知道驾驶机动车必须拥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驾驶证，孙伟铭没有，是无照驾驶；所有人都应当知道饮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的刚性约束规定，但孙伟铭故意违反。虽然，孙伟铭不是故意驾车撞人，成心躲人性命，但他是明知不能饮酒驾车，是因为饮酒驾车会造成意识模糊而导致交通肇事的道理，却依然饮酒，而且还醉酒。从犯罪构成来说，他的主观方面具有间接故意的性质，即应该预见到损害结果而在放任自己，从而放任损害的发生。如果说孙伟铭没有伤害他人姓名的任何故意，那么他也是过失犯罪，即他在醉酒驾车前是知道不允许饮酒驾车的，但他在自己自由意志的支配下饮酒且醉酒，还依然驾车驾车，这个行为的结果，在他饮酒前是可以也应该预料到的，但他采取了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而导致了4死1伤的悲剧发生。孙伟铭的主观与其行为、与其行为的结果，有着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他如果主观上守法，就不应有饮酒驾车；如果他饮酒了而不驾车，也不会发生4死1伤的惨剧。而死伤者都是在公共场所正常行走的人，对他们的无辜侵害，难道不符合“不特定”、“多数人”吗？

成都本案的判决对于南京6.30特大惨案——张明宝醉酒驾车造成5死4伤的审判，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我以为，应当结合中国酒后驾车肇事数量居高不下，做出如下修正：

（1）酒后驾车未发生肇事的，罚款10000元，吊扣驾照12个月；

（2）酒后驾车发生肇事的，除了一般性赔偿外，应按照赔偿额的三倍做惩罚性赔偿，且吊扣驾照3年；

（3）醉酒驾车未发生肇事的，按照酒后驾车发生肇事处理，罚款为50000元；

（4）醉酒驾车发生肇事的，在评估损失赔偿的基础上，按照赔偿额的10-50倍做惩罚性赔偿，并终身禁驾。如果无钱赔偿的，则在牢中服刑做工，做工收入扣除生活费，继续赔偿，什么时候赔偿完毕，什么时候出狱。有能力按上限赔偿的，也必须服刑满10年，且不减刑。

（5）在司机交通规则考试中，必须增加有关交通肇事刑罚的考试，让每个未来的驾驶员，在上车前就牢记驾驶员的道德底线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