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下岗了，媒体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惋惜。然而，正是媒体们捧红了、也还是媒体捧走了这位发言人。媒体们用一些无聊却刁钻的问题，让王旭明大展个性的同时，也让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僭越了自己的责任。

客观地讲，王旭明作为部门新闻发言人，算是比较称职的，最起码能够在自身理解的水平上大胆地表达，比那些照本宣科、呆滞死板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或者过于圆滑、将善说废话当外交本领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上上嘉人。但一个人的缺点往往是其优点的支撑，也就是说一个人想拥有这样的优点，就必须拥有那样的缺点，如果让他改掉所谓的缺点，相应的有点也就丧失了。就王旭明来说，因为有点个性，有点想法，有点表达的欲望，因此就必然话多语失，说到欣快时就混淆了个人观点与部门看法之间的界限。因此，他出局是正确的，否则不知道他老先生什么时候会胡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我不否认他有些观点是正确的，比如，反对媒体过分宣传社会助学，而认为应当大力倡导利用国家助学贷款读大学，一方面鼓励学生自立，一方面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诚信。这比传统的充满偶然性社会无偿赞助相比是一个进步，是教育观念上的进步。其实，这种观念与范跑跑关于如何教育学生认识生命价值的观念属于同一层面同一维度同一等级的。 

但是更多的是不严谨的个人观点，比如名校学生养猪论，作为对话栏目或者个人访谈，这个说法不过是一种观点，但作为官方，即便是为了阐述大学生就业观念应当转变的注脚，这样说也是不负责任的。如果一个人喜欢养猪，其父母非让他学了其他的科目，比如计算机或者地质，毕业后他重新回头去养猪，这不涉及就业观念，而只涉及个人兴趣爱好；如果一个人喜欢养猪，学的也是畜牧养殖或者兽医，回来养猪，那是学以致用，专业对口；如果一个人学的进出口贸易，因为找不到工作，只好回来养猪，作为过渡，那是被逼无奈，与改变就业观也无关，就如同地震被砸在废墟下的人，喝尿延长生命与革命英雄主义无关一样，人总要首先解决生存，才能考虑其他；如果一个人学的是较为通用专业，比如中文，有机会去大城市的大报社固然好，去小城市的小报社也不错，去不了中学去小学教书也算人尽其才，最不济还可以到公司里做个秘书、文员、前台，甚至销售等等，这才涉及就业观念的改变。所以用名校毕业生养猪来说明转变就业观念，相当的驴唇不对马嘴。

再比如，中国教育成功论。在王旭明接受《青年周末》的采访中，也用到进步这个词。他的原话是：“我现在认为，衡量一件事物的好与坏，各有标准，在不同的标准下，评价是不一样的。而我的标准是使大多数人得到好处。我们国家已经由过去100个人中只有四五个人可以上大学到现在100个人中有20个人可以上大学了，能不说这是种进步?”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评价事物有不同的标准，作为新闻发言人身份谈这个问题，只能是国家标准，至少是教育部认可的标准，而不是你王旭明自己心目中的标准，如果用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讨论你自己的标准，你这是假公济私，是拉大旗作虎皮，是在盗用公共资源！其次，评论的是中国教育，中国是个很大的范围，教育也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因此成功的标准不是简单一个读大学的比例数就可以了结的。评价一个事物成功与否，除了要有量，还要有质的指标吧。所以这样轻易地为了表达一个观点就随意讲话，这不是个性，是不严谨的表现。

王旭明把“语言是自己的，立场是政府的。”作为自己行为的12字箴言。但其所为说明对这12字的理解太过表面化了，正因为立场是政府的，所以用自己的语言的前提就是120%地吃透政府的政策，包括这个政策的前因后果，与以往政策的修正与衔接，可能存在的问题如何救济，每一个遣词造句为什么如此选择，人们可能产生的误解在哪里，如何用不走样的话语来通俗化解释，……等等，哪能像王旭明那样随意使用，怎么痛快怎么来，这是新闻发言人的做法吗？你用什么功课和措施保证你自己的语言能准确无任何歧义地表达政府立场？如果没有，你就别卖弄个性！

一个如此的新闻发言人，都让媒体眷念得不同一般，可想其他的政府发言人，其素质、性格、口才、对代言部门工作的认知和解读能力，就更让人怀疑了。我们的政府过去习惯的就是关门做决定，公布就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所以无所谓工作水平，因为只需要向上级领导负责就可以了。制定的东西不合理，叫做积累经验再完善。而现在，需要向老百姓公开了，要透明了，要接受大众的品头论足了，于是就很不适应了。新闻发言人的能力，更本质的是取决于部门行政的能力。部门工作很让大众不满意，整个乔冠华当发言人，也歇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