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薛涌先生《产业化不是教育改革的替罪羊》一文，虽然有些道理，但所论不充分，并且作后提出教育券的建议，与教育产业化没有多大关系，有些文不对题的感觉。下面就此谈些我的看法，与薛涌先生切磋（如果他能看到的话）。

 

首先，教育产业化的基本定义，目前没有一个公论。在一个概念非常不清晰的情况，作为教育改革的旗帜之一，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古往今来，所有旗帜都必须是鲜明的，总不能一边打着号召人们跟着往前进的旗子，一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旗子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吧？！

 

其次，如果说:教育产业化就是市场化，并且就是投资与回报的关系，那么也要区分可实施的条件和环境。比如薛涌先生举例说的美国，四中办学模式中，有三种与所谓的上述定义的产业化没关系，即使是盈利性大学，也不过是最近出现的。而对比中国的现在的经济与市场化状况，都还不具备开办盈利性学校的条件。

 

第三，薛涌先生说，美国的盈利性学校按照成本法收费，那么办学的初始投资的回收期，将是很长的。而中国，投资回收期很长的，并且靠股东自己投资的，大多无法选择公共事业，除非该事业每年的投资收益率都高于其他一般产业，或者由于该投入可以从政府方面获得某种其他利益。因此，在中国以”教育产业化“为旗帜的投资办学者，都是“功夫在诗外”，无一例外的收取赞助费或储备金，而不是像薛涌先生讲的：或者按照成本收费，甚至以低价抑止教育费用。

 

所以，中国流行了一段时间的“教育产业化”其内涵、表现形式、市场运作等，都不是薛涌先生所理解的教育产业化。用相同的名词不相同的事务，然后得出“教育产业化不是教育改革的替罪羊”的结论，难免草率了些。

 

第四，教育券的方式，实际上是受教育权利的分配形式，虽然凭教育券，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不同的学校，从而带给不同学校以不同的收益，从而间接实现了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化，但在教育资源分布极端不公允的情况下，仅仅将受教育权公平分配，仍然解决不了问题。比如，大家都渴望到教育水平高、教育硬件好的学校，那么，这样的学校能否容纳得了？由此引发的交通、陪读、学校为扩大容量的初始投资等一系列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另外的社会问题。

 

再有，贵州云南等存在的极度偏远落后的地方，教育券的实惠，远不如免除收费的作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便利店才是居家过日子的依靠，因为有了教育券，就放弃工作，或数年如一日地奔波在横跨三两个区接送孩子，也非常不现实。

 

我不否认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详细策划、安排，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但我以为以此来说明教育产业化在现阶段是正确的，可行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以上意见，欢迎薛涌先生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