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大多不愿透露身份，但精明的摩托仔们仍然能清楚地作出判断。“带到村口四块钱，要进去就得八块钱。”，摩托仔说。因为这个村子已经被封锁，如果没有当地人的带领，外人基本上无法进入。

    摩托车轮划过村口一沓厚厚的、洒满消毒药水的麻布，几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警觉地盯着。一旦觉得你面孔陌生，他们就会将你拦下。巡逻的警车时而开启警铃从一旁经过，治安员们把守着各个鸭场的入口，在上司面前，他们不敢有半点疏忽。

    绕开警戒线，从鸭场后面的田地可以看到，鸭场内空空荡荡，像是一片废墟，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都已被搬走，只剩零星遗落的药水瓶。就连记者前日下午还发现存有活鸭的鸭场，几百只鸭子也已不见踪影。

    在村里一家小院的门口，卫生检疫人员拎着沉重的仪器箱拦住一个躲闪的少年，他们要求少年抽血检验，因为少年的亲人养过鸭子，曾接触过鸭子的活体。少年以“长期住校，不接触鸭子”为由拒绝了，他的亲人则挽起衣袖，吐出唾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围观的人们呵呵笑着，一位爱吃鸭子的老人细声嘀咕，“得多久以后才能吃到鸭子啊”。新造市场鸡档旁边的无名档口老板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的档口是目前市场内唯一一家还卖活禽的，但“鸭子根本进不来了”。老板从钟村进了货，但在回新造的路上被查收。这位不懂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为何物的、习惯于现场宰杀的中年人板着脸，反复抱怨，“还让不让人做生意啊”。

    在村子的另一头，记者们总算找到了顺利进村的通道。他们疯狂地寻找村里的养鸭户，但养鸭户们仿佛和鸭子一起“消失”了。

    事实上，这些养鸭户们经过前日下午村里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大多选择了不再出声。在那次会后，村干部们接到新造镇政府发出的《扑杀重大动物疫病工作预案》，随即配合开展一系列工作，比如上述的健康检测、消毒隔离、交通管制、扑杀、禁止家禽交易等等。当然，也包括“预防不良媒体炒作”。

    和养鸭户们的谨慎不同，村子里大多数人家则过的和往日一样平和。他们中，有工作的继续外出工作，种田的继续种田，建房子的继续建房子，爱打麻将的继续聚在一起打麻将。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恐慌，偶尔还会拿严密的监控开玩笑。记者问他们要不要去打防疫针时，他们笑着回答，“你真把我们当成北京烤鸭喽。是鸭子有病，不是我们有病啦”。

    只有谈及未来，村民们才显得若有所思，“这次的事情太大了，不知道会给村里带来怎样不好的名声，也不知道我们以后出去做生意会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