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仅仅发行了六期，而且已经变得灰黄的《警钟》杂志，现在正静静地躺在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库的一隅。多年来，因很少有人去翻阅，以至那几本杂志已落满尘土。而当人们去翻开那一页页故纸，跃入眼帘的却又是一个个让学界文化人既熟悉又多少有些模糊的名字，郭沫若、老舍、朱自清、沈从文、艾芜、李广田、臧克家、雷石榆、穆木天、马子华、李乔、罗铁鹰……

    1938年7月，彭桂萼利用暑假之便从双江回缅宁探亲访友，在与邱振声、丘原明、彭述先、虞际唐、周钟龙等故乡人士漫谈国家大事时，不约而同地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前方战士在抛头颅，洒热血，拼命抗击日本侵略者。后方民众，无论男女老少，也应该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该担负起唤醒民众，做好对后方民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经过酝酿协商，大家一致认为，应成立相应的组织。彭桂萼提议，成立一个学术性社团，名称就叫《警钟》文学社，并出版《警钟》杂志，其宗旨是研究学术，发展文化，教育民众，宣传抗战。彭桂萼的提议大家一致赞同，并推选出了负责人：邱振声任《警钟》文学社社长，彭桂萼任《警钟》杂志主编，彭述先、虞际唐为编辑，彭桂蕊为校对，丘原明主管发行。但由于几个负责人天各一方，实际情况有了变动。因邱振声、虞际唐、丘原明在缅宁，彭桂萼、彭桂蕊在双江，彭述先在沧源，社内议事除了假期能集中一起外，平时只能靠通信联系。这样一来，编辑的重责，只好由彭桂萼独自承担。彭桂萼除了对稿件的刊载负专责外，还配合彭桂蕊做约稿、抄稿、封面设计、校对、发行等工作。

    1938年冬天，《警钟》杂志第一期出版，创刊时定为16开本的季刊。由于经费薄弱，人手不多，印刷又须远寄到腾冲或昆明，事实上是不定期刊物。从1938年第一期创刊出版到1945年出版第六期，《警钟》杂志在7年时间里仅出版发行了六期。

    就内容而言，《警钟》杂志为综合性知识刊物，除诗歌、小说、杂文、散文、通讯等抗战文艺外，还有抗战论文、边疆研究和调查报告的内容，此外，作家书简、科学小品、爱国歌曲等也有刊载。

    由于办刊经费来源困难，《警钟》杂志只出版了六期，每期的数量除第五期印了1 000册外，其余各期都只印了600册。每期杂志除分送《警钟》文学社社员、寄赠国内部分重要文化机构和知名人士外，也在本地学校、书店销售部分。

    《警钟》杂志原计划出版第七期“诗歌专号”，并且在重庆的《文学》刊物登载了出版预告，诗稿也已基本征足。但《警钟》第六期出版后，因通货膨胀，印刷费用困难，《警钟》只好停刊。《警钟》文学社也随着社员星散，活动停止而夭折。

    尽管《警钟》杂志出版的期数和印刷数量很少，但是在云南的西南边疆，《警钟》杂志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出于爱国爱乡的热忱，对宣传抗日救亡、唤醒并教育民众、发展边疆文化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警钟》杂志形式显活，文笔通俗，是抗战时期云南有影响的期刊之一，在抗战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警钟》文学社也因《警钟》杂志的影响而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成为615个文学社团之一，《云南省志·文学志》也加以收入，列为云南10多个现代文学社团之一。

    翻检一页页灰旧的纸片，真是睹物思人。1952年彭桂萼英年含冤于故乡，身后清冷萧条。如今，彭桂萼墓前的哀草几度青黄，墓旁松柏早已成荫。真是造化弄人，彭桂萼一缕英魂过早地驻留在了南汀河畔，如果天假以年，云南西南边疆现在的文学创作、地方史研究、民族学研究无疑将会出现另一番景象。仅就这一点而言，《警钟》杂志所承载着的一些人和事乃至一种敬业精神是不应该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