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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京津冀河北梆子巡演河北站中，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战宛城》一剧之前半部，是卫梆子武戏的代表作，甚见功力。该剧讲的是曹操亲帅大军讨伐张绣于宛城，力战后张绣降曹，后曹奸占张绣叔母即张济之妻邹氏，张绣反曹，后派典韦等力战张绣之故事。其中曹操“割发代首”一节常为观众所提及，将此作为白脸曹阿瞒奸诈之佐证，正如《三国演义》诗曰“十万貔貅十万心，一人号令众难禁。拔刀割发权代首，方见曹瞒诈术深”。

对于此节，并非杜撰，除了罗贯中之《三国演义》第十七回“袁公路大起七军曹孟德回合三将”之外，作为正史二十四史之一《三国志》（陈寿著、裴松之注）卷一之《魏书一武帝纪第一》亦有记载：“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於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以历史的眼光观之，曹操乃一代政治家，对法制建设亦颇有创建之功，省会法制公园（西清公园）历代法家中即有曹操雕像。“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是曹操提倡的“礼法结合”、“乱世重典”的法制思想；其置五色棒于衙门，“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主张执法一视同仁、不徇私情；对于行军打仗，其主张“士将战，皆不得取牛马衣物”、“军行，不得斫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枣”，严禁军士扰民。基于曹操以上言论与思想，历史记载的“马惊踏麦割发代首”显然不是杜撰，更重要的，割发代首绝非曹氏狡诈之举，实乃其执法以平的体现。

   解释前述观点，须从古代刑罚讲起。

   古代有“五刑”之说，《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汉代郑玄称“夏刑有三千条，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商朝《汤刑》沿用之，西周亦将此定为法定五刑，此所谓上古五刑即“墨、劓、刖（剕）、宫、大辟”，均为身体型。至秦朝奉行“重刑主义”，刑罚残酷种类繁多，除却前述五刑外，增加了城旦、鬼薪等自由刑，废刑等资格刑，貲刑等财产刑以及髡刑、耐刑等耻辱刑，此为髡刑之开端。

   所谓髡，即剃光头发，耐即仅剃去胡须与鬓毛而保留头发，又称完刑，为典型的耻辱刑，可作为独立刑执行，但更多的是作为附加刑与徒刑结合实施，如髡钳城旦舂（即女性剃光头带铁圈做舂米劳役）、耐为鬼薪（即剃光男性胡须与鬓毛为宗庙伐薪）等。可以看出，自秦代开始，发须已经不是简单的身体的一部分，具有刑罚上的特殊意义，成为刑罚执行的对象，对犯人具有刑罚惩戒之独特意义，割去毛发，象征着极大的耻辱与惩罚，非为小事也。

    继续刑罚的历史沿革。西汉“缇萦上书”推动了汉文帝刑制改革，以徒、杖、死取代黥（墨）、剕等肉刑，其中将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至曹魏时期，魏《新律》将法定刑分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等数种，晋朝《泰始律》定刑五种，计为死、髡、赎、杂抵罪和罚金，在魏晋时期，髡刑成为仅次于死刑的刑罚。曹操生活在东汉末年，但当时特别是其死后的魏晋时代，取人头发已经成为重要的刑罚措施，因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说《战宛城》中曹操因马失惊踩踏麦田，其“割发代首”是自刑其罪，且因过失犯罪，割发待罪，也算罚当其罪，称其执法以平似不为过。

   至隋唐，虽取消了髡刑、耐刑等耻辱刑，确立了“死、流、徒、杖、笞”之封建五刑，但各朝立法仍强调对头发的特殊保护。《唐律疏议》规定“挽鬓撮发”作殴打处理，《大明律》规定拔人头发一寸见方以上的，笞五十等。此种立法与头发作为神圣器官的民族观念有关，华夏民族将头发视为祖先血脉相传之象征，属于祖先血脉禁忌，人出生后除剔除胎毛外，无论男女，头发必须保留，《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满清入关，强迫汉人改服易发遭到长久反抗也就不难理解了。从文化角度而言，曹操主动割发自罚，是在祖先面前省罪，也是相当大的惩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