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红灯区》第一部分（3）

公交车上，人很累，刚下火车。傍晚时分的样子，我得去我的住处休息。那个秃头老板已经安排我明天加班，要知道，他们认为耍小聪明的大陆人请假时是看了日历才来的，其实我并不知道明天是星期六，更不知道我假期回来将面临两天的双休。这些都是废话，最要紧的是：他们从不知道我很累，也从没有加过我工资。

我只是轻轻地拍了一下前面老先生的肩膀，叫他打电话时把声音放小一点。他便不饶人地给我一个“倾盆大雨”。我认为他是患了“老年狂躁症”。我想起我踢瘦弱老头养的那只老公狗的事，心里也不免消了气，细言细语地说：“别人都很累，需要休息。”他倒一身是理，强过脸来朝我吼道：“你个臭逼养的，你很累，我也很累，你有压力，我也有压力。”我见不得人朝我乱吼乱叫，特别是这样一个毛里毛躁的老头，我一拳就把老头送进医院了。

老头能禁事，脸上挂了点彩，但那些一直沉默不语的乘车人七嘴八舌地把我围了住，很快就扭送去了派出所。显然，如果是本地市民或者有点地位的人，当夜能出来。可是我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得找人帮我领出去，谁是我的亲属呢？难道要我再回去把我的母亲和那个瘦弱老头叫来？还是派出所的同志聪明，连我都没想到：秃头台商，亲自过了来。

依旧那种见到美女时色眯眯的笑，我记得他第一次和我交谈时也用的是这种让男人颤栗的笑。或许当时还有一些嫖客的理想在里面。

“杨子倾城。你是姓杨？还是姓杨子呢？”

“我姓杨！老总。”我有些矜持，他却笑。笑得很大声，让别的面试者面面相觑。

“能做点什么？比如谈个生意，写个文书？”他问，我点头，我装作前所未有的乖戾。

后来我成为他们只有三个员工一个老板的公司的一员。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是姓杨！”他把我领到拘留所的登记处就说，这次还是笑。而我又从他笑里读出了别的什么意思。——精明。

“在我们台湾，从来不会有你这样鲁莽的行为，动手打一个老头，孔孟之学白学了。”他继续说，几个趴在登记处打盹的警察也醒了，撇了撇嘴。的确，台湾人做什么事都精明，就连打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办公室里四个人全坐满了，老头儿一个人在里间的高头沙发上喝茶，依次就是长得贼像小泉纯一郎的资深市场策划的黄一源，财务兼多语翻译常美英，负责报关与行政的多余人宋大阔以及专干杂活兼运输的我。我有几个不时常联系的朋友说我很幸运，全是台湾人，就你一个大陆仔。我开始很以为然，随后便像被人嫖了忘了索要嫖资一样破口骂娘。当然，我很敬业，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很少去抱怨，也很听话，我甚至觉得，服从才是一个员工最基本的素质。所以那个两只近八百度的近视眼婆娘常美英总是见到我时，主动朝我微笑一个。这是很少见的，用那个好搬闲事的胖子宋大阔的话说是，性冷淡的女人的特征就表现在常美英女士的脸上。当然，这也不是空穴来风，胖子好色，继承了孟子的好色逻辑，甚至把自己想象成那种最最高尚的救世主，拯救每一个他认为可以调戏的女人。

在黄一源眼里，宋大阔是个低级趣味的人，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纯属笑话的人物。他相好的每一个女人都有娼妓史。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意译成黄段子。黄一源总是在生意不是很顺利的时候，找到宋大阔谈女人。谈西苑街的红尘，常美英总是装做一本正经地偷听着，还时常捡点东西冷笑几声。

而他们基本是不会在最需要我时把我忘记。“杨子倾城，这么多垃圾怎么还没倒掉。”“PC集团的单子下了，把货送过去，别忘了拿支票，把你当了，也赔不起！”。“午餐订了没？”……我只能连口称是。

这天或许很忙，黄一源安静地坐在位置上苦思冥想，这是生意好转的标志，只有当黄一源安静的时候，公司基本上算是进入状态了。但最可怜的两个人也相应产生，一个是因为没事做而闲得可怜，一个是由于有忙不完的事而忙得可怜。你可以从宋大阔那张轮廓模糊的脸上看得出来他是那样的寂寞与痛苦。不安分的肥大屁股在转椅上左右移动着，像憋着一泡屎，我这样认为。

老头子把我送到电梯上就回去了，至于回哪里，那是后话。最要紧的是：我得在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接受最最繁忙的任务。楼上三位索命的“无常”随时都可以让我窒息而亡。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是领导。他们都闪耀着无比璀璨的高贵光芒。无论是他们谈论事业或者政治，女人抑或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