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愤青的政治途径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出现“愤青”的时候，理解就比较狭隘，可以直接翻译成“愤怒的青年”。所以在中国，中国愤青也仅仅是一群因为种种原因而异常愤怒的青年。没有必要将他们过分妖魔化加以否定。

从中国愤青的现状分析，中国愤青是没有政治背景的，但在我们所接触的社会学里，愤青永远与政治分不开，无论是身无分文的爱国志士，还是位居权贵的高雅骚人，只要一愤怒，难免就会“政治”一把。这样掐指一算，中国愤青古而有之，从“风潇潇兮易水寒”的荆轲，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从“杀尽张王刘李赵”的伯颜，到以“天下为公”的孙中山，似乎这沾染的政治气息还真不少。与政治有关的愤青行为其实都是“伪愤青”的突出表现。

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不把五四运动当做一场“愤青活动”就是缘于它浓厚的政治性。中国愤青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单纯的爱国主义性质。这种爱国主义性质也有它内在的十分矛盾的表现。

第一，作为中国愤青，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充分了解社会，了解世界格局，以一种让社会接受的手段谋求国家对社会的改造，谋求对国家耻辱的铭记，从而发展和壮大自己。这是一种内在的社会力量。它是中国愤青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愤青发展的必须道路，任何违背这种核心内容的愤青行为，都可能是幼稚和“政治化”的东西。

第二，反美反日情绪的定性问题。中国人仇恨日本是因为那本厚重的中国近现代史，在这个“要发展，谋和平”的大格局里，这种情绪是被禁止的，也是被认为不理智的行为。它直接导致中国愤青的社会认可度降低，也使中国愤青陷入自己冲动的泥沼。但必须要明确的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反对压迫，反抗侵略，这种情绪是不能被抑制的。它的重要地位将直接取代对内的核心地位。

因而这种矛盾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外的愤怒直接影响对内的改造情绪，对内的改造也是对外愤怒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但在事实上，中国愤青的愤怒大多来源对内的悲愤，对外的愤怒只是在媒体的渲染下，显得更加突出而已。不可否认，中国愤青在一定程度上是会把发达与不不发达，进步与不进步等一些学术性的问题模糊化，程式化，但在吐沫横飞的讨论中，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中国各种社会体制的改良以及社会认识的提升。

中国愤青的爱国主义性质也同样决定了愤怒的自发性和无组织性，中国愤青也一直在这样一个毫无利益关联的行为中冲动着，挣扎着。因此很多人开始深思，中国愤青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噬待解决，如果这样，中国愤青的前途将变得异常灰暗。从目前的愤青活动领域来看，已经初见端倪，在整个中国，除了个别社会关注的人物外，中国愤青还只能在网络里抒发着自己对社会的改造愿望。也是随着网络的发展，“愤青”群体才渐渐被社会认识。毫无疑问，中国的愤青群体的真实存在性和社会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笔者的记忆里，中国的愤青来源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特定时代里特殊群体。这些群体基本上是以知青和知青探索者组成，比较有影响里就是摇滚歌手崔健以及上次火烧《新京报》的窦唯，叛逆和革命性质是其在特定环境里滋养的内在性格。无法消除。

第二个就是海归派，这一群体主要是在世界的意识环境里，看到了差距，一种强烈的改造欲望逐渐演变成一种对社会的愤怒。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敢说真话的孩子”郎咸平。

再一个就是土生土长的知识份子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知识份子是中国愤青的主要力量。分布广，看问题深刻以及一针见血是这一群体的知名特点，孙中山时代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愤青，就是邹容与陈天华。他们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当代知识愤青的特点，比如李敖与韩寒。

在这些愤青群体中，他们基本上没什么政治背景，追求的也只是对内的改造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已经给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榜样的力量并没有得到比较公正和社会认可的宣传。因而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愤青必须要去反复尝试同一个问题，反复犯同一个错误。

但这样并没有影响中国愤青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领域，民族性和爱国主义思潮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程度。在这个世界大家庭里，集体的荣誉感更加得到了升华，个人的利益的认识也上升到了一全新的阶段。人们也逐渐了解国家荣誉与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从而在某种程度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促进愤青群体的壮大。

中国愤青同样是脆弱的，在不被人接受的情况下，往往会转向于政治性的领域，从而更加刺激中国愤青的生存状态。中国愤青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在政治与爱国主义之间徘徊不前，更需要一个与愿望相适应的行动规范与发展轨迹。才能保证安全，高效和合法的愤怒行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健康的在愤怒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