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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泰戈尔在他的诗歌《花的学校》中写道：“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润湿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狂欢地跳着舞。我真的觉得那群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雨一来，它们便放假了。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萧萧地响，雷声乌云拍着大手。这时，花孩子们便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

    我在非洲旅行的第一个早上，看见那些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大群黝黑的、欢快的、穿着各式漂亮服装的可爱孩子们时，就像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泰戈尔的这首诗幻化成真实的情景展现在我的眼前。而在从“地下的学校”冲出来之前，他们正在我住的那家小旅店窗下的绿草地上安静地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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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眼看见那些孩子的时候，他们正在上课。他们什么时候出现在我房间的窗下、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全然不知。当我正在早餐的时候，被餐厅隔壁传来的美妙歌声吸引，而匆匆走进了那个被教徒们借来做礼拜的房间，聆听不期而至、美妙无比的赞美诗去了。想来，该是父母亲唱出心中的赞美和期待时，孩子们已经开始上课了，只是我的心和脚步被歌声牵引，未能停下一瞬、望一眼草地上那些迷人的风景。

    当神甫开始又一段我无法听懂的宣讲，我离开了被歌声吸引而去的房间。在我走出房间的那一瞬间，泰戈尔诗歌中的“地下的学校”，蓦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就像数不清的花朵开在田野上一样，草地上，不知有多少孩子正在安安静静地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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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慢慢地走近孩子们，细看，原来是几十个孩子按年龄大少分成了三个班，围坐成几个圆圈，分别上着不同的课。十多岁孩子那个班，正在讲读课文，不时有孩子站起来，朗诵一段，老师指点讲解之后，另一个孩子又站起来开始朗诵。小一些的孩子们则在上绘画课，我从旁看去，图案大概是老师讲过或要求的，虽是由孩子们自由创作，却不外十字架和伸开的手两种图形，手的图案上有我不解其义的文字，但依十字架来猜测，可能也是与正在唱赞美诗的父母们信奉的基督教有关。

    最小的孩子大抵该是“学前班”了，没有课本，没有纸笔，只是围坐在一起听老师讲，我想那该是孩子们爱听的故事吧。孩子们也不似另两个班的孩子端坐和安静，有时还有孩子走动、交谈、嬉笑，见到我，便不断张望，露出可爱迷人的模样来，笑时，洁白的牙齿露出来，在黝黑的脸上格外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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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草地上来去、从旁给不同班里孩子们拍照片的时候，唱完赞美诗的父母们谈笑着涌出房间向草地走来，孩子们也就像“地下的学校”响起了放学铃声一样，在草地上四散开来，尽情游玩。父母们似有许多话还未说完，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在孩子们刚才坐过的椅子上坐下来继续交谈。

    孩子们顿时消了刚才上课见我时的距离感，涌到我的身边，争相让我拍照，或是希望拿过我的照像机去按一按快门。见我同意，孩子们立即就露出孩童的天性来，争先恐后，嚷嚷着挤成一团。我于是示意，必须排队才能按，孩子们立即迫不急待地排成了一个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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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一小会儿，我就发现，有一个小女孩特别调皮可爱，她总是比别的小孩更快地再次排到了最前面。于是，当她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指着队伍的最后面，示意她应该从孩子们长队的最后排起而不是从中间。她知道我识破了她小小的花招，于是便用央求的口气不断说“LAST ONE”、“LAST ONE”，我说“OK”！“LAST”！“ONE”！谁知她接过照像机，再不放手，狂按一通，待我拿过照像机时，她已欢呼雀跃着向草地上飞奔而去。

    那个早上，是我与那些有着黝黑肤色的非洲孩子的第一次交往，也是我在非洲旅行时与孩子们交往最多的一段快乐时光。从喀麦隆到贝宁，从贝宁到尼日利亚，西非三国一路走来，在街头、广场、餐馆、市场、田野、海边、剧场、乡村公路旁和航空港，我一次次走到那些不同国家、却有着同样肤色的非洲孩子们中间，用笑容、用手势、用问候、用照像机同他们“交谈”，将他们可爱的笑容、眼神、欢乐和故事留在我的镜头里和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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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仅仅从生活的境遇来说，我在第一个早上见到的那些教徒的孩子是最快乐的。他们穿着整洁，无忧无虑，在老师的带领下上课，在绿草地上嬉戏游玩，有父母陪伴，不为生活奔波。而另一些孩子，或是在市场前、公路旁推销食物，或是在泥泞的场地上奔跑角逐，或是在寂静的海边沙滩上找寻一枚贝壳，但我在与他们交往时，也从他们的笑容和眼神中，看到了只有孩童们才会有的那种单纯和欢乐。

    我在非洲见到男孩子最多的情景，是踢足球，无论是晴天丽日下还是风雨泥泞中，在草坪上，在泥地里，在林间的空旷处，只要是稍平坦一点的地方，总会见到一群男孩在欢快地追逐滚动的足球，那种忘我的神情让人觉得足球是他们最渴望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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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世界杯足球赛今年在南非举行，也是这一世界足球大赛第一次在非洲举行，无论在杜阿拉、雅温得，还是科托努、波多诺伏，还是拉各斯、阿布贾，我走过的每一座城镇，随处可见世界杯的广告牌和海报，无不写着相同的两句话“THE WORLD WILL BE ONE IN 2010”、“WE CAN’T WAIT”，生动彰显着整个非洲对此次世界足球大赛的急切期待和非洲民众为之骄傲的心情。

    我同踢足球的非洲男孩们“交谈”得最多便是世界杯和他们喜欢的球星。虽然语言不通，但一提到世界杯和球星的名字，男孩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有一次，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的一个市场旁，我同一群在泥泞里踢球的男孩交谈，提起当年风光世界杯的喀麦隆球星米拉。我当时想，米拉的岁数和孩子们相差几十年，孩子们记事时米拉该是早已退役了，恐怕没人会知道吧。可我刚一提起，孩子们便兴奋不已，还有几个孩子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骄傲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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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见到男孩们最为欣喜若狂的时刻，却不是他们在踢足球和谈论足球。那是在贝宁首都波多诺伏的一个夜晚，访问非洲的中国艺术团在市里一处露天剧场演出，其中一个节目是中国武术的南拳和剑术表演。不知是因为“中国功夫”的赫赫声名，还是因为表演者仅仅是与非洲男孩同龄的十多岁男孩，技艺精湛的拳术和剑术让台下的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

    临到表演结束，主持人问孩子们愿不愿意学一套“中国功夫”时，早已挤到台前的男孩们便涌到台上，有模有样地跟着中国小武术队员学起“中国功夫”。看上去每个男孩的一招一式都是随着中国武术队员的招式做出来，但每个男孩却又在摹仿中不断添加进自己的喜欢的招式，引得台下笑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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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没想到的是，因为下一个节目的演出这些不情愿被轰下台来的男孩，竟然在晚会结束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涌到台上，开始表演起完全自由发挥的“中国功夫”来，或是摆出对练的架势，或是“定格”在自己钟意的一个姿态里自得其乐，让台上台下此起彼伏的笑声飘散在波多诺伏那个欢乐的夜晚。

    我知道在我匆匆走过非洲的时候，足迹还远未深入到城镇和乡村那些偏远而且更为贫穷的角落，或许不是每一个生活在那里的孩子们都像我见到的非洲孩子一样，即使在如同泥泞的生活的困顿中，也充满着像热爱足球一样的生活的欢乐。我想，但他们也一定像那些热爱足球的孩子向往着世界杯足球赛一样，对生活、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无尽的希望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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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回想起在贝宁港口城市科托努见到的那个不知名的少年的话，我总是这样想。那天，中国艺术团正在科托努文化中心排练的时候，我拿了照像机到外面去拍拍当地的风土人情。在路边，我同一个支了小桌卖椰子汁的少年“交谈”起来，我指了指不远处的文化中心，努力搜罗出“CHINESE”、“ARTIST”、“SHOW”几个单词来应付。没想到，那个少年竟然做出了双手不断击鼓的姿势，并随着“击鼓”唱了几句，他说，他也是一名“ARTIST”。

    翻检那些我给非洲孩子们拍摄的照片时，有一张非洲孩子为我和一个小男孩拍的合影让我怦然心动。我们像两个相识许久的朋友一样相拥在一起，而他，在不经意间，将他的手轻轻放到了我的心口上。那些我在非洲遇见过的孩子们传递给我的欢乐和梦想，就像这只放到我心口上的手一样，会让我每一次想起他们的时候，往事再一次变得亲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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