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云      

       回老家过年，对很多人来说，最纠结的问题就是礼数的问题。这些礼的问题很多都是与钱相关，是钱的苦恼。我的一个朋友却体会到另一种老人的压力：他回家过年，带着老婆孩子去看一对老年亲戚。亲戚六十多岁，家在农村，和儿子分家住。他带了一箱高钙牛奶作礼品。结果走的时候，老人一定要给他家三口人三个红包。他坚决拒绝，怎么能收老人的钱呢？但是老人追了两里多路，非得给他们。

       他后来看到老人目光，倔犟、诚恳还有些委屈，似乎有泪光闪烁。对老人来说，这是老规矩，是礼数！他一辈子就生活在这种礼数规定的社会伦理中，朴素固执地认为做人决不能不讲礼。不接受他的礼，是对他的不尊重。这个礼，也是他的自我价值的评价体系，遵礼的人才是文明的、有尊严的人。

      老人遵守一种古老的价值理念，尽礼，而我的朋友考虑的是实际问题：老人从哪挣钱？他没有自己的收入。还有那么多年轻一辈来拜年，都得封红包，他怎么承受？我给朋友建议：你干脆给他钱。朋友说：你不知道，按我们那的礼数，接了钱，总要添一点再回给客人。他接着说：你要是不去看他，那是对他不礼貌，肯定不好；去看他，还给他老人家添负担。你说多纠结！

      我们从周公制礼开始，就是礼仪之邦。孔子念兹在兹的就是“克己复礼”，维护周的礼制。对我们的传统来说，“礼崩乐坏”，就是社会动荡、文明的毁灭，是重回原始野蛮社会。

      礼，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原则，一种伦理的理想。礼乐社会则是美好的伦理关系的乌托邦：和平、有序、合乎理性、又出自真情。孔子的儒家，也是对周礼的强调。但这种根深蒂固的礼，就是“人情”，也是我们今天社会转型之中最大的困惑。一方面，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下，人口大量地流动，以陌生人关系构成的城市工商业生活，需要法制制度才能组织好，才能有效率地运转。而这种礼制传统重视的“人情”关系的影响，使这种法制的真正实现遇到很大的干扰。

       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我们心灵所需要的一种维系和表达自己情感的礼仪，却也真的出现了困惑与混乱。还是我前面说到的那位朋友。他说回老家看以前的老师，见面都很高兴。一些感谢的话，不知道怎么说，总显得特别客气。要是我们有一种礼，对长辈表示特别尊重的礼，那我给他行个大礼他就知道了，那多好！是啊，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礼。钱文忠给季羡林磕头，总觉得滑稽。鞠躬也好像不对。

（关云 作家 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