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盖昭华

    认识在德国的中国难民老梁，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当时我在法兰克福的火车站买早餐，一位神秘兮兮的亚洲人操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凑过来问我，能不能帮他买张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票，他一点外语都不会。

    我对出门在外、需要帮助的中国人总是特别热情，就带他到自动售票机上去买票。期间问他是来德国公干还是旅游，他却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最后他见我确实没有什么恶意，也可能是他需要进一步的帮助，就说了实话。原来他是来自中国福建的难民，当年通过黑中介凭借旅游签证来德国，一晃已经8年了。

    老梁看不懂德国政府寄给他的各种信件，非常恳切地请求我去他住的难民营看看。我觉得很新奇，原来德国的难民营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和老梁走进了位于法兰克福附近城市Haehnlein-Alsbach的难民营。

    这个所谓的难民营其实就是几栋二层临时建筑，墙皮和屋顶并非砖瓦结构，一看就是可以随时拆卸的样子。老梁和其他两位室友住在一个面积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内，里面有一个小型冰箱，一台小电视，几个衣柜，还有几张弹簧床。

    在一层楼的中间有一个公共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大家吃饭洗澡都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打扫，所以没什么垃圾。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冬天，因为通着暖气，关着门窗，所以里面空气质量很差，有股酸臭的味道。

    老梁告诉我，他们这里的难民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国家，有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中国的亚洲人，也有来自科索沃的东欧人，还有非洲的黑人兄弟。各个国家的人因为语言不通，最开始只能比手势交流。后来德国政府提供了免费德语培训，一些努力的人学会了德语，也可以和管理人员聊天了。

    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对外国人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但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很多国家的贫困人口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德国，想在德国继续生活下去。德国政府因此设立了临时性的难民营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进行管理。根据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的规定，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活着。这个有“尊严”具体应该是指每个人都要有住房，有衣服，有吃喝，甚至有零用钱，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政府必须提供。生活在德国的难民们也就不例外。德国政府除免费提供给他们住房外，每个月给每个难民200欧元左右的生活费，但难民是绝对禁止打工的。

    正是因为此项规定，大部分的难民整日在房间里无所事事。我在难民营的时候老梁很热心地给我介绍他的外国邻居，一对年轻的伊朗夫妻。他们可以用很流利的英文交谈。也许是因为思乡的苦楚，他们不停地给我讲述伊朗的美丽和这里的种种不公，他们渴望拿到一张允许打工的签证，但是等待把他们折磨坏了。丈夫艾斯马伊力把在院子里疯玩的女儿叫来，央求我给他们照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一直在我的电脑里。只是当我几个月后再去那所难民营的时候，那对伊朗夫妇已经不在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对于老梁他们几个中国人来说，不能打工的规定是没用的，他一直在中餐馆打黑工。除了每周两次的点名时间他必须回来，其他时间他是直接住在餐馆里的。因为不会德语又是非法打工，老梁没少受中餐馆老板的盘剥。他经常有苦说不出，很郁闷。

    老梁在中国有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对中国家乡的变化也有所了解。我说中国现在变化很大，只要自己有力气有头脑不愁找不到工作，况且你现在已经在德国8年，有一定的积蓄，为啥不回国呢？老梁也频频点头称是。我估计已经不止一个人给他提过这方面的建议，但是8年的德国生活让他习惯了当前的环境。改变需要极大的勇气，对每个人来说，不都是这样吗？

作者简介：

盖昭华，女，山东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法兰克福大学史前史考古专业硕士。欧洲大陆的游历者，中西方文化的关注者。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