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天颖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诗人的感慨。当一个亲人或朋友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会去哪里？有朝一日，他会以一副新面孔回到我们身边？还是我们要到那个世界与他相会？一个人此生的所作所为，会影响他身后的境遇吗？在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波斯、印度，还有中国，人们无不对“来世”、“前生”、“最后的审判”、“世界末日”这样的概念投下无比的关注。这些概念产生于何时？何地？又是怎样一代代影响着我们？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围绕我们身后事的思索和实践，从来都没有寂寞过。

时间：主观的，客观的

    由于缺少文字记载，人类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死后的世界，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考古学家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墓葬，是在以色列的斯虎尔（Skhul）和卡夫扎（Qafzeh），它们形成的年代距今天至少有10万年了。学者推断说，当人类有意识地埋葬死去的亲友，在逝者身旁仔细摆放用贝壳、动物牙齿或是骨头雕成的精美饰品，把赭红色的矿石磨成细粉，涂遍逝者周身的时候，“死亡”和“死后”这样的概念已经在我们祖先的头脑里萌生。我们无法知道十多万年前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先人埋葬死者的真实用意：是期待他来日复活？还是送他去另一个世界获得永生？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猜出，精心照料逝者的行为，应该可以向活着的同伴传递这样一种思想：当我咽气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这样对待我留下的这具皮囊。

    祖先为什么花费心思琢磨身后的事？为什么花费精力替逝者设计身后的事？我们似乎可以从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对时间的看法中，找到一个参考答案。古希腊和罗马人认为，有客观的时间，也有主观的时间。客观的时间可以用工具去计量，过去是日晷、沙漏，今天是手表、时钟。主观的时间虽然可以感觉，却没办法计量。时间不仅从我们指尖匆匆滑过，而且影响着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所作为。很久很久以前，人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常生活完全受阴晴雨雪、四季轮回的支配，人类也从这样的天象变化中看到自己的一生：年轻时像春天一样生机勃勃，步入老年就像冬天一样沉寂萧条。所以，投射到我们脑海里的“时间”二字，就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它既是寒来暑往、昼夜交替、可以计算、可以划分的数学意义上的时间，又是可以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引起共鸣的概念。主观时间的存在直接导致我们关注今生，思考身后。

    其实，人类最初所思考和苦苦追寻的，恐怕不是来世,而是永生。距今大约4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口口相传的吉尔伽美什的英雄史诗，讲的就是一个寻找永生的故事，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来岁。草原上的诗人吟唱道：古城乌鲁克的君王，名叫吉尔伽美什。他在悼念亡友恩奇杜的时候，心头突然涌起对死亡的恐惧，于是踏上寻找神灵的荆途，希望可以获得长生不老的妙方。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吉尔伽美什终于从大海深处找到能让人青春永驻的仙草，然而这仙草却在回家的路上被蛇吞吃净尽，于是——青春注定一去不返，人注定要衰老死亡。

    从逻辑上讲，世界末日的概念起源于人类追求永生的失败。假如人可以长生不死，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也该是永恒的。反过来，假如人终有一天会长眠不醒，世界迟早也要迎来它的末日。假如我们虽然会死，但能够得到另一次生命的许诺，就有可能存在另一个世界——在另一个空间，或是另一段时间。所以说，个人的命运从来就与地球的命运是紧密相连。

未来：单一的，轮回的

    我们死后命运如何？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解答。依照《圣经》和《古兰经》的看法，时间总有一个终点，因此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归宿——最后的审判。印度教的观点与之对立，它认为时间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旧周期终结以后，会紧接着开始一个新的周期，所以人可以有很多种归宿。

    古代的埃及人是最早产生“冥界”概念的民族。他们认为法老死去以后，会去另一个世界，所以在为他下葬的时候，臣仆们会在坟墓里替他备足食物、工具和日常用品，以备法老在另一个世界享用。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永生——只是复活在另一个世界。渐渐地，到了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复活已不再是法老一人的特权，贵族和有钱人也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复活。“另一个世界”的概念经历了一个“民主化”进程，过去只有个别人可以到达的另一个世界，渐渐变成人人可去的地方。

    那边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去了以后，又面临什么命运？在这个问题上，先人实在是见仁见智。古代波斯人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6或7世纪，相传是袄教即拜火教的创始人）说，人死亡以后，灵魂将在“筛桥”面前接受审判。假如这人生前善行多于恶业，“筛桥”便宽阔而平直，那边儿有年轻貌美的女郎欢迎这善良的灵魂，天堂里轻歌曼舞不绝。假如情况正好相反，则“筛桥”会变得利如薄刃，让灵魂步履艰难，最终堕入可怕的地狱，接受种种酷刑——被剥去头皮，或有长蛇穿肠而过。

    《古兰经》里讲，人若在今世顺从真主旨意，必会得到嘉赏，在末日审判之后升入天园。这座天园“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这里“不觉炎热，也不觉寒冷”，有俊童靓女轮流服侍，“生活无忧无惧”。假如今世作恶或是叛教，那么在末日审判之时，就会被真主罚下火狱。这里层层处处充满燃烧的烈火，罪人终日生活在“毒风和沸水中”，“盖火衣，垫火褥，盖火被”。肌肤烧焦之后，换上一层接着烧。受罚者不能睡眠，吃的东西只有沸水和脓汁，还要在刑罚中备受煎熬。一旦堕入火狱，休想再逃出去，更没有进入天园的可能。

    在古代印度人那里，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会发生很多次，因为印度人把时间的进程解释为螺旋形。他们认为，世界不断重复诞生、毁灭、重生的过程，每一个周期结束，都要经历一次毁灭，然后重新开始；而每一个新开始的周期，也绝非前一个周期的重复。人类最初生活的时代，被称为“黄金时代”，历经172.8万年，代表正义与责任的神灵达摩用四条腿走路，人们心满意足，健康而善良。“黄金时代”结束以后，进入129.6万年的“白银时代”，达摩只剩下三条腿，道德减少了四分之一，有人开始行为不良，生活变得不大幸福了。接下来是“青铜时代”，达摩只靠两条腿站立，道德只剩下一半，到处充斥不满、谎言和争斗。如此86.4万年后，人类进入“黑铁时代”，就是我们正经历着的时代。达摩变成了独腿，衰弱无力，道德丧失了四分之三，人间处处是苦难。

    四个时代，就是四个轮回；旧轮回的结束，就是新轮回的开始。就像一个车轮，轮上某一点在运转一个圆周之后，还会重新接触地面，但这时它所接触的，已经不是前一个圆周运动所接触的地面——不过，整个车轮（时间）却是前进了。其实，车轮的比喻终归有点欠妥，因为印度教里的轮回，其实是一个不断下降的螺旋，每经历一个轮回，我们的道德就会减少四分之一。历时43.2万年的“黑铁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不祥之兆出现了：大旱灾持续了100年，7个太阳出现在天空，吸干剩下的水；狂风席卷大地，电闪雷鸣，滂沱大雨一下就是12年，淹没了整个世界。然后，一朵莲花飘浮在水面上，梵天（印度神话中的三大主神之一）沉睡在上面，有一天他会醒过来，重新创造世界。于是，经历过一个不断下降的螺旋之后，世界将重新回到螺旋的顶点——“黄金时代”。

    轮回观深深影响了东方人对死亡的看法。不过，中国的孔夫子也许是个例外，正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他拒绝谈论“死亡”和“来世”这些抽象概念，对鬼神的问题敬而远之。曾有学生向夫子询问身后之事，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在亚洲，释迦牟尼也不愿在鬼神的问题上纠缠，但是他自创了一套解决办法。他承认有因果报应，凡人皆受轮回之苦，今生善恶直接影响来世幸福。但他自己却要通过修炼达到涅槃，永脱轮回之苦——原来，他要把自己变成神仙。佛教传入中国，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追求死后不堕轮回，奔赴极乐世界，成了每个修行者的夙愿。著名的大唐三藏法师，圆寂前梦见“香食美果，色类百千”，这些显然不属于人间的鲜物“各各擎来供养于法师”，于是他也相信，自己这一死就算涅槃成佛了。

不同的末日，不同的来世

    无论什么文化，对世界末日的描述都是非常可怕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地震海啸……巨大的自然灾难荡平人间的一切。不过，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对世界末日的描述总是与自己的生活环境吻合。假如我们有机会在雨季游历印度，亲眼看到洪水涌进简陋的茅屋，穷人不得不在汪洋大水中吃饭、睡觉，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宗教里的世界末日总是离不开滔天洪水。而在日本，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必然构成这个民族对世界末日的想象。

    人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地理环境，他对世界末日、最后审判以及天堂和地狱的想象，就会是什么样子。《圣经·新约全书》的最后一章《启示录》，据考证是公元90年前后由使徒约翰的弟子所撰。当时，犹太人的家园先后被希腊人和罗马人蹂躏，《启示录》里便充满了种种暗喻，借此表达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以及对末日审判的期盼。《启示录》里有个长着七个头的怪兽，它横行无忌，满嘴都是亵渎神的话，最终难逃被斩杀的报应。这怪兽，其实就是影射罗马帝国，它颈上的七个头，象征罗马城里的七座山丘。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罗马统治着所有已知的世界，因此怪兽的覆灭就是罗马的覆灭，也相当于世界的毁灭。世界毁灭之后，方是清净的新天新地：“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启示录·第21章》）”

    历史、地理环境发生改变，文化间不断融合，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的理解。《启示录》里神的所作所为与作者的期待相吻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神是人创造出来的。今天人类头脑中的神，此前已经被改造过不知多少回，至今仍在不断地被改造着。广岛上空爆炸的原子弹让我们认识到瞬间的毁灭；现在，全球气候变暖、臭氧空洞这些新变化，则让我们意识到新的、渐进的毁灭方式。我们会想，未来的世界末日，大概就是这样缓慢到来的吧？

    法国今天有四分之一的居民选择死后火葬，而在一百多年前，只有无神论者才会这样做，目的是抨击基督教宣扬的死后复活、末日审判的理论。因此，火葬与基督教的精神是抵触的。然而，1963年教会开始允许信徒死后火葬，让我们亲眼看到了观念的变化。

    按照旧信条，基督徒死后一定要留下一具躯壳，以备末日审判的时候还魂复活。火葬的观念其实和印度教的宇宙观接近，他们认为灰烬在烈焰里蒸腾上升，播散四方，自己就在这个过程里与万物融为一体。从基督教会接受火葬的事实，可以明显看出文化融合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关注身后事的动机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今天西方人对世界末日的关注，很大程度源于对家人的关爱：假如你想让后代绵延不断，就必须给他们留下一个足够美好、舒适的环境——这也是推动火葬的一个动机。

    有意思的是，虽然世界末日、最后审判这样的概念诞生于蒙昧的远古，但科学的突飞猛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们。这是因为，科学的基础和研究的对象是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包含的客观规律；而世界末日的概念，却是我们主观的产物。这就像古希腊罗马人头脑里的时间，早被分归客观和主观两个领域，从一开始就被放在两个不同的“培养罐”里培育。

    物理学认为，时间就像一支笔直射出的羽箭，已经过去的事，再也不可能重复。可是我们在心理上，却极不情愿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总希望让时间停留在欢乐的时刻。我们还记得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它化身为鹰，把人间美少年该尼墨得斯掠上奥林匹斯山，让他充当司酒的侍童。这时，宙斯举起盛满长生不老琼浆的酒杯高声宣布：我们战胜了时间，这里永远都是青春和欢乐！

    科学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想象力则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只要我们还愿意思考，身后事就永远不会寂寞。

    （责编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