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多年足球的同事李刚，以一篇“管办分离与婚礼（中国体育报2月15日5版）”的评论，把中国足球筹划多时、正艰难起步的重大举措——“管办分离”说的举重若轻、简单明了，引来诸多好评。
    评论巧妙之处在于把中国足球管理者形象比喻为办婚礼的主人，当年在家里操办一切——从请柬，场地、座位、到主持（及撰稿？）……到买菜、支锅（四合院里流水席）、拟菜谱、烹饪、上菜、刷碗……事无巨细，皆亲手操办，属典型“管办合一”。假设主人第一次办，“业务”生疏，忙至身心俱疲还效果不佳。
    如今则几乎所有人都学会把婚礼全“包”出去，找个饭店，主持人、程序、连请柬都包给职业人士，婚宴、甚至上菜都属星级水准，只需出够钱，主人尽可把双手背在身后，既省心省事，效果好，又极具“管办分离”之时代特征。若拿来套在中国足球时下的主题上，真乃“姓何的嫁给姓郑的——郑何氏（正合适）”……
    治大国如烹小鲜，非治理国家是小菜一碟、像做饭般容易，而是万事相通、有共通的规律，足球当然不能例外。刚与李刚聊时，我马上想到的是“钱”。无论当年、还是如今的婚礼，主人预算都是决定规模与质量的关键，所谓“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而“管办分离”初衷之一，就是管理者不用、少用纳税人的钱。但等评论见报，再追加思索，想到钱已不是问题。如今中国足球已无需国家拨款，但早已不缺钱——民间房地产商、游戏商用来请卡马乔、买阿内尔卡（还有德罗巴？）的钱已名列世界前茅。
    再往深里想去，却发现：中国足球“形式上”其实已实现了“管办分离”……
    还按李刚的巧妙比喻，若把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比作办婚礼的主人一家，那“这家人”只是国家公务员编制内的几个人。为什么只几个人？精简机构，减轻纳税人负担，也相当于现代社会政府“计划生育”。而足协、中超公司，刚成立的职业联赛理事会、及福特宝公司等则相当于“办婚礼”的职业人士，理论上都已属编制外了，不在政府机关里办公，不拿纳税人的钱，无需精简、反可按需要设更多部门、位置。
    但中国足球的现状是，编制内几个人（足管中心正副主任，及正职中层？）“暂时”都兼着应是编制外职业人士的位置。若还拿办婚礼为例，就像“一家之长在后厨指挥做饭”，“他二大爷在布置婚礼现场”，“他二姨在告诉主持人该说什么、怎么说”……他二大爷、二姨……都是谁？原体制内中层副职及编制内人员？这部分人“定位”模糊，既不属公务员——“家里人”，也不属外包职业人士，约等于“亲戚”。
    于是，就形成了“家里人”、“亲戚”在“领导”着“职业人士”“办婚礼（国家队及各级联赛）”的“半管办分离”局面。为什么不全包出去？弄成混搭，如此尴尬？一下全包给“外人”可靠吗？先让“家里人”“亲戚”过渡一段？本来水平就不高的“职业人士”都成处处受制肘、“听喝”的配角……所以“婚礼”“婚宴”办的有些不伦不类、半生不熟……
    中国足球“管办分离”正面临着与世界接轨和国内发展的双重压力，它既是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要求。但中国足球从来都脱离不了“国情”，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瓶颈，也是其他各行各业协会面临着相同问题的一面镜子，只不过因为最受关注，中国足球的问题更像是“秃头上的虱子”。正是如此，快刀斩乱麻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可起到“边锋下底传中”般突破作用，带来的是各行各业的“多股诺骨牌效应”。
    这也不是中国足球第一次起“前锋突破”作用了。从率先职业化、主客场、引进外教外援，到打假扫黑，到如今探索中的“管办（彻底）分离”，中国足球都在打破全社会的地域限制、促进人才流动，解放思想、与国际接轨等新思想、新意识上起到了“突破”作用。
    继续混搭，还是彻底“管办分离”？能否以“突破”方式把中国足球的“婚礼婚宴”办的更好，其意义远不止限于足球和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