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夜为父亲担心的同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

    十天后，父亲离开了我们。我知道他是带着对孙子（和儿子）无尽的牵挂走的。这是他15年来从没放下的牵挂。

    1990年，为了照顾我和我两岁就失去了母爱的儿子，父母从烟台来到北京，从9平米、24平米到现在的49平米的房子，四口人一直挤在一起。我知道这些年来，十分疼爱儿子和孙子的父亲心里一直有一种深深的痛。父亲是老报人，住房拥挤、儿子工作、事业平平他并不太在乎，但一生善良的他怎么也放不下那么早就比别人少了母爱的孙子。他很少说，但我知道他心里的痛，因为我和他一样爱儿子。

    父亲1994年患上了冠心病，当时我刚从美国采访足球世界杯回到北京，我急忙赶回烟台老家。那些年，一到暑假，身体还好的父母就带着我的儿子回我上大学前一直生活的渤海小城烟台。那几年，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994年世界杯、1996年欧洲锦标赛、1998年世界杯，有父母照顾着儿子，我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的出去采访。他们每年夏天在孙子暑假期间回烟台，一是回到他们熟悉的地方，另外也有在炎热的夏天不必一家人挤在9平米和24平米房间里的原因。

    坐在车窗旁，我突然意识到，在此之前只为儿子担心的生活里我又多了一份担心。那一刻父亲心脏的起伏就开始连着我的担心和愧疚。那一刻，我也意识到我可能会突然失去父亲。

    四年前，父亲因冠心病多次引发心绞痛而住进了同仁医院的CCU，医院所做的造影显示，他的大动脉堵塞严重。我拿着片子跑到北京医治心脏病最好的安贞医院，第一个医生的结论是，做支架已经太迟了，搭桥的条件也不具备，我当时感觉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但接着，姐姐的一个战友帮忙找到安贞医院做支架最好的吕树铮大夫。在美国留过学的吕大夫给父亲成功的放了两个支架，手术后“身经百战”的吕大夫擦着头上的汗说“太惊险了”，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困难的支架手术之一。

    这几乎是我回想起父亲15年里唯一让我稍感宽慰的事，这种手术只有在北京、只有找到了吕树铮大夫才有可能做成功，手术之前吕树铮先与我谈完所有的风险之后让我签字，我没有犹豫的签了字。这次支架手术为父亲这次住院前赢得了四年质量比较高的生活。

（一）

    我没能见过我的爷爷，他在父亲十七岁时就去世了。

    在我1978年22岁上大学之前，父亲几乎没和我谈过我爷爷。只是在父母来北京的15年里，我才在父亲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爷爷没上过学，但很聪明，能背下《三国演义》，写一手好字，是村里领袖似的人物。有一次，他带领全村与邻村打官司，赢下了一块墓地。他一直做花边生意，在烟台拿到合同，然后回村组织人做。他经常从乳山县一个叫皂地的村里骑自行车近100公里到烟台去送货。后来在他外甥的影响下，爷爷加入了抗日的组织、入了党。

    爷爷40岁出头才有了父亲这个长子，因此十分的疼爱。父亲也没有见过他的爷爷，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父亲的爷爷的描述是他是一个手艺人。我的儿子降生时，父亲非常的高兴，他说是女孩他也会疼爱，但想着有孙子是他最大的愿望，他说他是周家三代人中第一个见到孙子的。

    与父亲对孩子的慈爱、甚至溺爱不同的是，爷爷是一位严父。他很早就让父亲和父亲的堂哥上外村读书，父亲当时非常的想家，爷爷从不允许父亲早回家、晚上学，他从不许父亲和大伯衣冠不整、行为不端，但他每周都要到学校看父亲和大伯，每次都和父亲一起吃顿饭再走。后来父亲在乳山县城工作，爷爷每次路过，父子俩都要一起吃饭。

    爷爷的姐夫和奶奶的弟弟都因故早逝，是爷爷和奶奶帮助带大了他的俩个外甥和奶奶的两个侄子。爷爷的一个外甥后来成了北京某个部委的司长，他年轻的时候十分调皮、狂妄，在村里骑着自行车，戴着墨镜，但每次到父亲家都要先悄悄问过我奶奶“舅舅在不在家？”如果在家，他就立刻摘下眼镜老老实实；如果舅舅不在家，院子里就立刻鸡飞狗跳。

    爷爷身体一直很棒，只是胃不大好，他是胃穿孔去世的。当时的烟台毓璜顶医院是法国人开的，已经有了手术治疗的条件，但爷爷和他的外甥都因为从未听说过手术和旧观念太重而拒绝做手术，其实爷爷的另外一个外甥当时已经是烟台市的秘书长了，只是在那个时代，他同样没有手术可以轻松挽救生命的观念。

   当时爷爷预感到了病重，他给在乳山县城工作的父亲写了封信，由于手抖，信与平时不大一样，父亲赶到了医院，一直守在爷爷的身旁。太疼了，爷爷就吃点在烟台工作的那个大伯带来的鸦片，但他没有喊疼。最后，父亲亲眼看着爷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父亲心里一直装着对爷爷的思念，到了晚年，这种思念更甚。他把爷爷年轻时的一张合影放大成单人的大照片，与70年代去世的奶奶的照片挂在一起，把爷爷的烈士证书挂在房间的正中。也就是此时，我心目中才有了爷爷比较完整的形象。

    父亲继承了爷爷仪表堂堂的形象，但他在性格上却与爷爷有很大的不同，父亲年轻时被某些不高明的大夫戴上了心脏病的帽子，虽然查来查去也没有个明确的结论，但这使得性格谨慎的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身体担心。父亲身材高大、却很少干体力活，而且从小限制我干重体力活、限制我参加体育活动，所以后来我长大了，在大学里成了体育明星，校田径纪录保持者，也是一种“反叛”。

    只念了5年的私塾（当地最高学历），父亲就参加了工作，先是教小学，县大队勤务员、宣传干事、25岁做记者。从《烟台日报》创始起，他在这份报纸一直干到了离休。记者、部主任、副总编、总编辑，他把所有对工作的热情，都贡献给了这份他参与创建的报纸。

    父亲做了多年的副总编，无论是文革前中后期，他都是最懂报纸的人，但他与所有的总编辑都有最好的配合，他一心做他的新闻，一心辅佐派来的军代表、前县委书记等多任总编辑。父亲为人光明磊落，从不背后说人坏话，他几乎没与人恶交过，他很少防人，更无需被防。

    副总编在报社是个最出力的活，父亲上了将近二十年的夜班，几十年如一日半夜十二点上班，凌晨四点下班。有好多次，到了上班时间，他不忍心叫醒仍在熟睡中的年轻同事，而是等他们自然醒来。有一年，一个不愿意随母亲改嫁的农村女孩按报纸的地址给父亲写了封信，称她已经无家可归，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父亲立即就给她所在的县委打电话，找到了那个女孩，并帮助她找到了工作。后来，她一直对我的父母以爸妈相称。

    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了北京，姐姐很早就当兵也离开了父母，父母身边已多年没有子女，但那几年是父亲一生中最高兴的一段时间。春节、暑假我都带着仍在学校里比我低几届的同学女朋友回家。我刚交女朋友时，儿时与父亲一起读书长大的大伯见过之后告诉父亲，“这是周家最漂亮的儿媳妇”。那几年，也是父亲由副总编“熬”成总编辑的几年，家庭美满和事业的顺利让他非常满足、快乐。1987年我的儿子出生，为了让我安心工作父母一直帮我们带着孩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两个春节我们回家团聚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刻。

（二）

    我从未想过我的婚姻会破裂，我更是甚至想不出一个母亲在可爱的儿子只有两岁时“离开”的任何理由。我一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曾认为我找到了一生的爱人。后来在总结我的婚姻时。我承认我世故不深，有时甚至简单粗暴。但我认为一种能深深感动了自己的爱足以弥补这点小小的缺点。

    从她提出离婚，到法院判决，仅仅一个月，我的家庭就解体了。九个月后，我不忍心儿子失去了母爱，爸爸又不在身边，就说服父母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父亲当时刚从总编辑的位置上离休，为了他心爱的孙子，他放弃了熟悉的环境、朋友和刚分到的宽敞的房子，放弃了烟台市人大常委的位置和待遇，四口人挤在单位分给我的一间9平米的房子里。

    那是一个靠户口、分房等福利方式维持社会和工作秩序的年代，在所有的“待遇”中，分房是一个难度最大的瓶颈。我们四口人在这间9平米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三年多。

    我是一个十分看淡金钱、地位的人，我做体育记者是因为我喜欢体育和多少有些父亲做文字工作的遗传。尤其是在那个年代，我从未想过要赚很多钱、分（买）宽大的房子，但为了儿子和父母，我十分想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靠什么？我只有努力的工作。1992年我去采访巴塞罗那奥运会，满怀激情之下我写了很多我当时认为还不错的稿子，但回国一看，由于各种原因我的稿子被删的面目全非。

    1994年初，我分到了一套24平米的一居室。六月份我去采访了美国足球世界杯，我写出了挺有特色的“世界杯日记”和不少不错的稿子，并当选为国际体育记者协会足球委员会的常委。但这些丝毫没能改变我的“地位”和住房，我不缺钱、当然离那个年代能买房子的大款还差得远，我能做什么？我只能“等待”。

    我也在试图重新组织一个家庭，我的第一次婚姻是理想主义的结果，因为我从来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很显然，我可能的第二次婚姻必须是现实的、不能再现实的现实，但我至今都做不到。

我不想再要孩子，因为我只想把所有的爱都给已经缺少了母爱的儿子，我只有嫌不够。我从未想过还去做别的孩子的父亲，不是我爱心不够，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孩子、喜欢天下所有的孩子，而是我想到父亲这个称号和责任是最神圣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设想我会不在我的儿子的身边，以己推人当然也是如此。

    虽然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儿子，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认为我自己不是最优秀的了，我也从未想过我可以和一个我不爱、只是为了现实的生活而结合的人一起生活，我心中的婚姻仍是理想主义的，我想像中的婚姻对象仍和以前一样。

    这显然是最不现实的，所以和房子一样，我的婚姻也处于了一种长期的“等待”之中，只是我从来都没有放弃我心中的“希望”，这些年，“希望”就像是心中的太阳，在支持着我的等待。

    但我的乐观和心中不现实的“太阳”并不足以照亮父亲的心，不足以驱除父亲的牵挂，尤其是随着他日益的衰老和健康的衰退，他的牵挂也越发的沉重。我能感觉到父亲的牵挂和沉重，他的牵挂本身也成了我的牵挂，他的沉重也是我的沉重，但我无法解除他的牵挂，无法卸下他的沉重。

    1998年，我又去采访了法国世界杯足球赛。这是我事业的继续和我改善住房的又一次机会，我提出如果拉到了30万人民币的赞助，单位分房时多分我相应的住房。但拉到了赞助，单位却没有实现当时只是口头的承诺。分房时，我只按职称分到了我至今还住着的49平米的两居室。

    2000年，我出了一本名为《足球启示录》的书，其中还有一篇有关黑人白人和黄种人三大人种体力和智力天赋不同的文章。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定论的领域，我以为我做了一件出人头地的事。我曾在期待着引起瞩目，从而接近我想为父母和儿子做些事的目标。但在一个一切需要炒作才能引人注意的年代，我的书和一篇虽然观点独特、但特边缘领域的文章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响。我只有失望之后继续苦苦“等待”，但我更大的失望是没能尽早让父母和儿子生活的更好一点。

（三）

    日子一天天过去，儿子夜一天天长大。我忘不了儿子从烟台与爷爷奶奶来北京时的情景，短短几个月，儿子从一个无忧无虑、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下子变得忧郁、不爱说话起来。我把他送到了幼儿园，一家人在一起挤着，我姐姐来北京看我们，我就只能住到办公室去。

    我从未后悔过当初让父母带着儿子来北京的决定，我没有想过别的选择，我从未想过自己因为儿子失去过什么，我想我的父母也是如此。爱是不需要回报的，爱本身就是最大的回报。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被自己对儿子的爱所感动。他缺少母爱，我必须给他更多的爱，我只有把所有的爱都给他还只有嫌不够。

    有近三年的时间，儿子的妈妈没有一点信息。我在内心里对自己说，我是爸爸，但我也是妈妈。我和爷爷奶奶都是孩子的妈妈，儿子缺少母爱，但他一点都不缺乏爱。十几年来，父母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出去给我和儿子换着样的买喜欢吃的东西；每个周末，当我和儿子起床后，爷爷奶奶都已为我们准备好了诸如煎饼、鸡蛋饼之类的早餐。有很多次，儿子的老师都对我和奶奶说，儿子一点都不像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父亲从未打过我，我也几乎从未打过儿子。父亲有的是对孩子无穷无尽的呵护、担心和牵挂，孙子到点放学没有及时回家他担心，连40多岁的儿子下班、或有事回来晚了他也会担心不已。有些时候，我不希望爷爷奶奶对孙子过分呵护，我希望他们对孙子更放手、更放心，让他经受锻炼，尤其是他在长大后。所以我一直督促儿子去参加体育、去练田径、去合唱团，儿子上高一时学校有个派合唱团去欧洲参加国际合唱节的机会，我毫不犹豫的交了两万块钱让他去锻炼。在我成年后的生活里，我也一直在反叛父亲溺爱中对我形成的消极因素。但我感受更多的是父亲从来都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放在自己之前的爱，孩子从来就是他的一切。爷爷可能是严父，父亲是慈父，但他们的爱是相同的。

    几个月前，我整理儿子的书本，偶然发现了儿子写的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竟然是“父爱”。我很吃惊，因为儿子一向很少表达这方面的事。儿子比较喜欢理科，他的作文大多数只是应付作业。但我看到了这样的字眼，“所有人都在谈母爱，但父爱同样伟大，而且亘古不变，爸爸也是妈妈，我一点都不缺少爱”。这不是我曾在心里说的话吗？而且我还听说儿子说过这样的话，他长大了要对他妈妈好，不管她曾经对他如何。

    在最初的几年里，我对儿子说他妈妈出国了，我从未在儿子面前说过他妈妈不好，我不想儿子的心灵受到更大的伤害。几年后有一次是在是太明显了，我告诉他其实爸爸妈妈离婚了，他回答说其实他早就知道了，因为他看到妈妈寄东西的地址是深圳。

    我没见过我的爷爷，父亲没见过他的爷爷，但我能感受到几代人传承下来的父爱，我也清楚的看到了这种父爱已经传承到了我儿子那里。

    这两年我一直在努力尝试能在我现在住房的附近买到房子，以给我的父母和儿子更好的生活条件。我的另一个目标是解决我的婚姻问题，我知道这是父母最大的牵挂。但我附近的二手房越来越贵，你越想买，价格就越高。我曾想着我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让父亲看到这一切。

    但父亲没能看到我那从来都不现实的想法实现，他带着无尽的牵挂走了，病情的突然恶化甚至没让他说出他最后的牵挂，我多年的愧疚也随着他的离去而被无限的放大了。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握着他的手说，“你应该感到骄傲，你把爱传给了我、传给了乔乔（儿子的名字），你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人格。我们会永远爱你。”我不知道最后说这些能给出生在那个年代的父亲以多大的安慰，但我知道爱、父爱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爱，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他做到了，也会感受到。

    我知道父亲在那个时刻一定会想起他的父亲，我对他说“爷爷生病的时候你一直在他的身边，你生病的时间我也会一直在你的身边。”我的意思是，父亲从未忘记他父亲对他的爱，我也不会。在父亲最后弥留的时刻，我趴在耳边对他说“我爱你，来世我们还做父子。”我不知道父亲能否听到这句话，但我这句话也是说给我自己、给所有人、给上帝听的。

（四）

    父亲走了，我拿什么来安慰父亲？我拿什么来卸下我15年来的愧疚？

    15年来，我除了出国采访，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和父母、儿子在一起，天天在一起，我看着儿子长大，看着父母老去。15年来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分享和分担了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快乐都是我们一家人的，所有的忧伤、担心、烦恼我们也都一起承担。

    在我看来，金钱之如粪土，住房有起码的条件就够了，大丈夫何患无妻，人生苦苦追求的意义何在？留父爱在人间足以，父亲走的已无遗憾

    写于2005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