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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鸦片税
(2008-11-15 1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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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清末鸦片税
梁发芾
我在不久前，写了一篇东西《上流社会的鸦片》，意犹未尽，再说说鸦片税。首先声明，写这篇文章是受《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的影响，文章中的资料等大多来自该书。
我们知道，当年清朝与英国打了两场鸦片战争。一般人印象仿佛是清廷不让英国人在中国卖鸦片，严厉禁烟，才打的仗。但其实是因为鸦片走私，使中国流失了白银，税款。所以，后来，鸦片贸易合法了，清朝也对鸦片征收税收，鸦片和清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是亲密的。
由于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合法了，来自鸦片的税收增加了，因此，请朝廷对于鸦片的依赖性反而如同上了瘾一样，越来越大。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有识之士”提倡以土抵洋，咸丰同治年间，各地广泛种植罂粟，与英国实行“鸦片战”。土药种植面积急剧扩大，1870年后土药总产量已经超过进口的洋药数量，吸食鸦片者的人数剧烈增长。东亚病夫，东方睡狮等等的称号都不期而至。今天人们自豪于当年曾有人说中国人是东方睡狮，实质上指的就是中国人吸食鸦片，浑浑噩噩的精神状况。
虽然国人成为东亚病夫，成为迷迷糊糊的睡狮，但是，鸦片给清朝政府带来的好处也是一目了然的。进口的洋药，每年的税厘收入600万两银子，国产的土药的种种税捐，大概在2000余万两之上。这样巨大的收益，使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痛下决断割弃它。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提出鸦片加税，他的意图本来是通过加税抑制需要而达到禁烟目的，是“寓禁于征”，但在讨论过程中，官府注重的却是筹款，而不是抑制需求。政府追求财政收入的目的与社会道德风尚、人民健康之间无法协调。当年的驻英公使郭嵩焘，于1877年连上两疏请求清廷禁烟，地方大员刘坤一就说，这个建议万不能行，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哪有禁烟之后还收税厘的道理。这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即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 ？我记得好像是汪荣祖写的《走向世界的挫折》这本写郭嵩焘的书中说，郭嵩焘在英国的时候，接触到英国的一些开明人士，对于英国将鸦片贩运到中国毒害中国人深感羞耻，也要求英国政府禁止贩运鸦片 。这种背景下，郭嵩焘上疏朝廷，请求禁烟。但是，他的要求就受到从事实际工作的刘坤一的非难。郭嵩焘不当家不知米贵。
到了清末，清朝对于鸦片的依赖更是严重。20世纪初，对外庚子赔款，对内举行新政，清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庚子赔款中，日本人研究后认为，清国岁入最重要的是地租、盐税、厘金、海关税、内地关税、鸦片税六种而已。前五项没有增加的空间，只有鸦片税还有潜力可挖。于是增加土药税成为当时解决财政危机的不二之选，内地18个省中，有15个省就打土药税的注意，我的家乡甘肃就计划增加罂粟的种植面积。鸦片税的用处真是太大了。当时的新政，海军，警政，办学等等的经费中都有鸦片税收的成分。如湖北枪炮厂(后改为湖北兵工厂)的日常经费进账中有30%来自鸦片税，颐和园的建设资金也有鸦片税。
当时的进口鸭片税归中央，但是土药的各种税厘一般归地方，因此，在围绕土药捐税方面，地方和朝廷就进行了一轮轮的博弈。中央想拿走那一块肥肉，而地方想“旆ㄓ枰缘种啤Ｇ逋⑾肽玫礁嗟脑竟橛诘胤降耐烈┧笆眨龅拿逶蚴俏耸敌行抡，练兵。当时有颇有影响的《申报》就批评说，“是统捐之设为练兵而设也，然则当局者必望收数愈多则练兵之费愈充。岂知练兵之费愈充而国民愈弱乎？收费愈多则吸烟者愈众，吸烟者愈众则人种愈弱，人种愈弱鸦片专卖。则兵气愈不振，岂非膏捐与练兵适相反对之乎？”真是矛盾得无法自圆其说。
在实行土膏统捐的时候，一些地方大员还想到了鸦片专卖，就是说，要像食盐一样由国家垄断鸦片，垄断价格，实行专卖，为此清廷还派人到印度等地考察鸦片专卖制度和效果。一向强烈批评英国鸦片贸易的美国人对于鸦片专卖提出了建议，认为实行专卖的目的应在于控制而不是敛财；制定三年鸦片渐禁政策，三年后禁绝。等等。人们计算后认为，仅仅进口的洋药，专卖收益每年就可达3000万两。土药产量十几倍于洋药，专卖利益不可限量。1902年，法国人曾经希望包办中国鸦片专卖，代价是2000万两；德国人也在打承包鸦片专卖的主意。地方政府对于专卖热情有加，但民间反对吸烟者则认为专卖没有什么好处，基督教会背景的《万国公报》说，“烟既归官，彼官将一味利薮，果能严行约束弊绝风清乎？即政府骤得以款项，迟之又久，且将恃烟税为岁入大宗。而禁绝反有不便矣!故日本之治台湾，其专卖章程试行以数年，而吸烟者人数之多如故”，可谓一针见血。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就国产鸦片的税捐讨价还价的时候，清政府中的一些人士，社会舆论，以及国际舆论如美国等都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禁绝鸦片，英国的《泰晤士报》也对中国的禁烟运动表示支持。有识之士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社会，非禁止鸦片不可，甚至有舆论认为禁绝鸦片是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而当时清朝政府正在向国际社会作出实行宪政，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加上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举行这样的契机；因此，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痛下决心，要求在九年内完全禁止鸦片。
禁烟的决心终于下了，但是，禁烟后的收益损失，怎么弥补？
禁绝鸦片，清廷本来要求期限9年，但地方好像都有急躁心理，纷纷把期限缩短为三年。结果三年后财政严重萎缩。鸦片税收占清廷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一旦禁绝鸦片，这项税收也就没有着落，许多相关的事项也不能展开。清廷于是作出新的的举措。
首先，清政府决定引进西方的印花税，结果却招致几乎全国的反对。各地大员，民间舆论都强烈反对，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管理措施达不到征收的水平；如要征收印花税，必先根除一切苛捐杂税。1909年，没钱可花的清政府不顾人们的反对，将印好的税票发到各省，全面实施。可是收上来的实在太少，根本没有起到弥补鸦片捐税损失的目的。
清廷又想到了盐斤加价。盐斤加价，就是食盐涨价。因为食盐专卖，而且又是人们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必需品，涨价也得吃。西方现代税收理论是生活必需品不征税，而中国传统的征税理论是“因民所急”，就是专门针对你须臾离不开的必需品征税，形同讹诈。盐斤加价得到500万两的收入，但是与烟税减少的2000多万两相比，仍是不能弥补亏空。不够了就再度加价。有的地方一斤加2文（一文钱大概相当于今天两三毛钱的购买力）有的地方一斤加4文。后来终于失控，有的地方实际加价到106文。有些地方的盐价涨价十几二十倍。食盐运销上承载着700多种税种，终于逼得一些人吃不起盐。真是民不聊生。
清政府失去财政收入是一方面。由于禁烟，更加恶化了社会矛盾。正在经办的新政之类失去资金来源；官府强力铲除曾经是官府大力提倡种植的烟农的罂粟，却又不给出路，结果不断激起民变，烟民的暴力反抗和官府的血腥武力镇压，持续不断；大量靠贩运鸦片谋生的各级各类商人甚至官员也受到严重影响，他们也加入到抗议者之中。禁绝鸦片本来是一件好事，没有想到却让清政府引火烧身。
中华民国年间成书的《涪陵县续修涪陵志》认为，清末新政后，海关痛失鸦片税厘，度支如绌，加速了清王朝的垮塌。这种见解或许是对的。http://1874.img.pp.sohu.com.cn/images/blog/2008/11/20/14/27/11e60f15d39g21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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