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兰州附近农村插队，我的同学大约有数个，联系和来往不多，却总是难以忘记他们的身影和容貌，随着老将至，也像穿梭的时光一样，来回浮现。
在榆中插队的同学不多，一个耳熟能详就是高海明，他比我早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这短暂的一个月时间就像这边是沸腾的海洋，那边就是沉默的冰川。同是母亲一个商业系统的，他一起的知青点的同龄人都相处相濡以沫非常友善团结，而我所去的一群插友却是兰州市的渣男汇聚成一群鸡鸣狗盗狼狈为奸尔虞我诈为非作歹的垃圾，他们的与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多身心备受摧残，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与我邻近的是三角城公社的孙家营大队，有一个庄子就靠着接驾嘴村，它叫许家窑，是孙家营的一个生产队。前几天我翻阅一位叫许锋的散文作家，他在出版的几本书里反复提到了他的故乡---许家窑，并且所描绘的农村景致就是我在接驾嘴生活的感受一模一样。

就在这个毗邻的村庄有一个我的中学同学王庆英，我们实际靠的很近，甚至在地头都能望到彼此的身影。但是我始终没有与她说过一句话，原因她不和我在一个班，就是在学校里见面从来男女同学不说话，更没有什么往来。但是我知道她是我的中学同学，也许嘴不严实，通过自己一个点的人说过。却被这群人当成插诨打科的笑话予以戏弄和别有用心的调侃。
有人去她点上说她的同学叫吴钧，就在接驾嘴插队。她立马回击道：“什么五军八军，一个都不认识。”这也是她处事的一种风格，斩立决，杀无赦。
在我插队经常乘车的慢车上，经常可以看见一位比我低一年级的75届校友，也是一个大院的孩子，他的名字我记不住，但他的绰号却如雷贯耳，他叫“小日本”，他母亲是日本人战败后的子女，留在东北与他父亲相识结婚随单位到兰州安家，他家好像就是几个男孩，他插队在离我下乡地方不远，像是榆中的高崖插队，我们在火车上见面就是相互点头微笑致意而已，没有深入细聊。
后来他随母亲落实日本抗日后流失子女国籍问题解决，他一家子全都返回日本了，现在也没再听说他们一家的情况，以他在国内所学的文化知识，要在日本国立足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榆中许家台车站上下车时候，总会遇见一位姓曹的帅哥，他比我高两三级，应该是母校72级学生。

因为他们这届两次分配，稍微大一点的同学都参加了工作，而另外一部分学习好的还想多学一点专业课程，参加社会上盛传的72年恢复高考，随着反复辟回潮运动的开展，他们这群同学命运最亏，多数人无可奈何去了农村插队，而他因为身材高大，是打篮球的好手，早就被七局机械化篮球队相中，不知出现什么篓子，一直没有下文，苦苦等待了几年后还是落寞的去了我们村的相邻东古城插队。我们见面他却因为年龄比我大几岁，又比我晚插队，所以每次见面他都难为情，好像很尴尬似的。
当然还有一位原先在兰州参加田径比赛就熟悉的女同学，她叫熊莺，人长得挺漂亮的，家住龚家湾的兰州工业学校，父母是学校的老师。那时她在兰西铁中上学，后又转到甘肃师范大学附中，只记得她也是跑100米，和100米跨栏的，也兼项跳远，我与她交流还可以，插队她去了三角城公社的三角城大队，她农村的生活条件远比我所在的环境强许多。加上那时男女不说话，最多就是去公社开会见面笑笑而已。1977年高考她考上了上海化工学院，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