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远的小屋的拾遗补缺

就是一个农村插队的小屋，让我激动了数次，写了几篇文章，就是忘不掉那个残破凋敝的泥土小屋，算是一种对往事的补缺，当然会有些人不以为然，多数插队的知青，去到生产队后都是人尽其屋，享受着幸福的生活。而我去了离兰州仅仅50公里路程的远郊——榆中接驾嘴村，呆了二年半的时间，没有自己的房子（所谓的知青点） ，一直到了快要结束插队生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才住进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屋，还是窗户敞开通亮的，需要用报纸糊住窗户。

好了还是回到那座小屋吧，有几件难忘的事情。我在生产队上干活很苦，吃的伙食很差，主要还是一个知青点的同室相煎何急，国家第一年规定知青每月45斤定量，去粮站去买，这样的标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们自己不好好做饭，浪费很多，而且饭还很糟糕，有时面条就是半生不熟，我也只好饱一顿饥一顿对付。

这样情况老乡们都知道，多数只是心存怜悯宽言几句，让我忍忍就算了，谁也别指望他们会对你慷慨解囊，拯救你脱离苦海，那时候他们的生活也是捉襟见肘，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的。队上的一个叫牛化林的老汉，不知从谁哪里听说我生活的窘迫，因为在点上经常被人欺负，吃不饱肚子，他们就为之不平专门找我去他家，让他老太为我做长面，那是当地人家里来人待客的一种方式，有点类似我们吃过的油泼面。还有时他们也会叫我去他们家，专门烙的“油胡旋”一种胡麻油的油饼，非常好吃。这让我受宠若惊，因为我与他们没有过多的交往，也不是住在他们院的房东，却不知被他们视为自己的亲人，尽心呵护，倍加荣幸。

他们家除了老俩口外，一家有四个孩子，老大要比我大十岁左右，当兵表现好，直接就是军官了，在酒泉的卫星基地工作，他的儿媳妇叫梁平，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在医务室干活，他的二儿子，相比较我也大几岁，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与媳妇一起在村里干活；他的大女儿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也叫“尕女子”，就是小的队长，人很朴实能干，还有就是一个还是两个女儿，都还在中学上学。至今我都想不出来他们一家为什么这样待我，除了他们的纯朴和善良外，我丝毫找不到其他的理由。那时生产队的知青，有十个以上，男的女的都有，比我老实能干的也有，比我巧嘴如花的人也有，可我所知道老乡对知青这样实在的，唯有我了。

最令人感动就是一场很大的雨的夜晚，我去外村平田整地，回家晚了，那时我们同点的知青间没有什么情和友谊，最多就是能给你预留一个冰冷的馒头就不错了。我想着赶紧去小屋里去拿我吃饭的碗，去村头“涝坝”里端上一大碗凉水，就着冷馒头对付晚饭了。可就在我走到农家小院的门口，在门口外挑的门檐下，站着大娘打着寒噤的等着我，估计她等我不短时间了。她看见我就很高兴的对我说，“你总回来了，我听闺女说我晚上知青们没有饭吃，就琢磨你会饿着肚子，就给你烙了一个大馍。”说罢，她就从怀里拿出一个用白布包裹着的大饼递到我手中。我接着这个还有炉灶余热以及善良大妈体温的烙饼，顿时眼睛就流泪了，这样的深情厚谊何以回报啊。

小屋的另外一件事就是1976年的深秋，生产队对一头生病的老牛宰杀了，那时人们很穷，就将宰杀的牛肉分给了村民们，其中知青也分了一大块牛肉。我们知青们兴高采烈地开锅就炖了牛肉，不知是牛肉的问题，还是我们没有将牛肉炖烂，就迫不及待的大快朵颐，一顿猛吃，吃完后我就倒在小屋的土炕上动弹不了，上吐下泻最后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应该重度腹泻，或是严重感染了牛的“炭疽”病毒，就像上世纪末非洲发生的“埃博拉”病毒溃疡泛滥一样。就在我久卧土炕不起，整天就是昏迷不醒的沉睡，生产队的土医生也拿不出什么好的方法来拯救生命体征已经濒临死亡线的我。

可这样的消息不知谁告诉了我父母，那时父亲刚刚从宁夏调回兰州，还没来及上班就听说我这样遭遇，连夜乘坐夜车，来点上探望我。现在我都吃惊他会如何坐上那趟全是农民和下乡的知青的往返慢车的，有时车厢里人满为患，乌烟瘴气，他又是如何在许家台这样不起眼的小站下车，又是如何一步一寻找去往接驾嘴的小路，就是我们常走的人都会走错路，而走到别的村庄里，可这样的神奇和想不到，却被父亲在黑夜里一一化解，当他已经深夜时分，推开小屋的门，看着仍在炕上呻吟的我时，我真的没有想到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时我估计也是语无伦次的呜咽了。

人迟早会长到自己青年时分见到父亲的年纪，人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现在再想一切都走远了，我是否还能去探望一下父亲呢，唯有遗憾留在心里。古人说“人生实难，愿其弗与”。

我想着自己再去了什么聚会，认识了什么人，嗑了什么药---这些事都可以告诉我，这是我对父亲所说的。因为那时就是依靠父亲带给我的救命的消炎抗菌药，让我走出了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