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老师的短暂的时期，在我们那所中学的生活和工作，是我们那时学校星光灿烂的时刻，他们中精彩部分，构成我们学校文化结构中的精华部分。他们的独特命运和他们的努力所具有的巨大的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并证明了他们的重要性。如此卓越的智力、如此杰出的能力和如此高贵的精神最终必将释放出其充溢的冲击力，熏染和潜移默化教育着我们。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地接受这种教授，那种氛围一直与我们同行。不管我们是否意识这点，经历了就不能忘记。事实上也是那种文革时期的特定环境决定的。其中并没有翱翔于现实之上的神话；也是现实本身上升到了神话的高度。

这些老师就是在那样的年代里，通过一些细节把他们的个性惟肖惟妙地展露无遗，一次就在校园的门口两位老师的对话，就让我难以忘记：一老师问另一老师，最近干什么呢？回答说：看一本书。一老师问；看哪本书？另一回答：“《列宁回忆录》，是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的，非常好，克鲁普斯卡娅不但是列宁的生活伴侣，还是列宁身边的忠实的革命追随者，在十月革命的艰难岁里，她以夫人和革命者的形象坚强地站在列宁身边，她当时声誉可以超过了沙皇时代的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就是这样貌似平常的一段对话 ，至今让我难忘，让我很清楚地认识书本的意义，对人的精神影响该有多么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我想说的是，这可是真的一段对话，绝没有杜撰的成分。回答的人就是我们敬爱的王西川老师。

李大石，一个童心未泯的化学老师，脸上永远挂着淘气的笑，就像他也是同学的一员，从来就没有什么师道尊严，喜欢足球，就是办公室的批改学生作业的教案旁就放着足球，随时都可以拿出来颠两脚，顽皮劲一点不亚于调皮的学生，也让我们看了忍俊不禁，他是兰大化学系毕业的，对我们的教学是能凑合就凑合，他有一句口头禅：“知道就行了。”也不知是讲给我们还是他自己听的。能让我记住他的好就是他对学生的宽容，简直就跟圣母玛利亚一样慈祥厚爱，每次考试，只有他监考，全班的同学就如无人之境，想怎样抄怎样作弊，都没关系，更有甚者，他还怕你为难不好意思 ，考卷一发，就说：你们好好考，我去厕所或其他什么理由，将作弊的所有空间和时间几乎都让位于你，由你自由的处置。这样的好老师到哪里去找啊？后来他也考上中科院化学所的研究生，拿学位去了。

而和他监考嗜好相反的是一位物理老师，叫张大有，个头不高，鹰钩鼻子瓜子脸，一看就是很利索严肃的主，他是浙江人，估计是浙江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学校的，教学很有一套，逻辑性 很强，注重物理公式的推导演绎，对同学的要求很高，是一个教育事业心很强的好老师。只是在那个年代里我没有开窍，榆木疙瘩的脑子就是装不进去数理化的概念，与那么有用的知识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悔之已晚。更让我不能忘的是，在我们初二年底的考试中因为这次考试是所谓旧教育制度回潮最严重的那次，我们从二年制的初中升高中的考试，我的好多同学因成绩不好被留级。

那次，考物理时，坐在我前面的杨忠良数次回头，恳求我帮他抄几题，看着他满头冒汗，心怀叵测的我给他抄题，就当我传递给他时，被早就注意我的张老师抓了个正着，人赃俱在，不容狡辩，他愤怒的用笔在我的试卷上写上：作弊，零分。就在春节过完后，高一开学时，别的同学都兴高采烈的领新课本，写新的作业时，我还得乖乖地参加年级组织的补考，当数学老师丁文福给我发物理补考试卷时发现了我竟然也坐在这里时，惊讶的说了一声：怎么你也在这里啊！我顿时，六宫粉黛无颜色，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恨张老师，这都是我自找的，活该。

后来张老师也是考回安徽合肥工业大学了，现在的合肥工业大学老校区就在我现在住宅很近。好像去年73级学哥学姐还有人专门去看望他，现在，估计他也到了耄耋的年龄了，应该在学校的住宅小区里颐养天年呢，祝他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