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观照到自身之丑陋性

            ——从柏杨与司神父的对话说开去

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里，有作者与司神父的一段对话。其中有言：“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

看着这段话，有意思的是，此刻想到的已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忽然觉悟到：思考与行为分家，这必然大大妨碍进步。大于社会，小与个人。理，一也。

曾经多次笑讽，自己是个零余人。躺在沙发上思想，然后继续躺在沙发上不动。典型的思想与行为分家。好在，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一直是自己的坚守。且也因了七十年的经历而被证明之。值当了！

原以为，自己不像中国人，更不像中国女人。诚如同事们所说。譬如在大街上走路定然是大步匆匆，而非东张西望。譬如有人喜欢八卦，喜欢背后嚼舌头，而自己却是不屑听更不屑为。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自己是个中国人。身上有着中国人固有的特性。即便是那些丑陋性也一样存在于身。这还真无需掩盖，也掩盖不了。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这是司神父的观点。然而，忽然被观照到。譬如，先如今正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养老金体系。作为其中也算是一得益者吧，似乎确实也不想被改变。嗨。打脸来得快。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如是说。即便今天看来，还真是说对了。法制与民主，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口号。然而也还只是个口号。何时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石和支柱，还有待时日。且需要长久的时日。只有当社会的全体成员都真正了解理解了法治与民主时，那法治与民主才会回到社会。对此，也只能是如司神父所言的“没有办法”。

譬如被西人诟病的排队插队，曾经的自己，还挺得意于能轻松说动他人代为插队。此一点似乎之前曾经说起，简略之。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

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幸运的是，这点于我倒是不太一样。直面自身的弱点，这点勇气还是有的。

读着《丑陋的中国人》，多少看到了一些自己身上存在的丑陋模样，也是一种被观照，被自省。

                                    2024.6.28

又及，时隔多日才又想起当时想说些什么，如今再回首发现已然变味了。也是，司神父们可以谈，柏杨们可以谈，而于我只能谈自身的丑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