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我是奇怪的人。

   今天晚上，骑车行进在复旦的林荫路上，忽然就流泪。真是奇怪，我所会的情绪出口，好像只有眼泪。

   以往，做完旁听生后的我，总是想着“铁肩担道义，辣手作文章”之类的话，斗志昂扬。可是今天，是惶惑。不仅仅因为新闻，但是因新闻而起。

   下午的采访课，老师讲“新闻真实”的时候，挑了几张报纸做案例，都是很有影响的大报，竟然——怎么说呢，我不是不知道国内媒体的失真，但是我没想到其程度之荒唐，或者说它的产生过程如此轻易。有时候一个行政命令，就把辛苦得来的调查结果全部推翻。老师还说，宁可不得“中国新闻奖”，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是，这两者原来是矛盾的么？

   如果下午听到的是新闻在实践中的问题，那么晚上听到的，也许是理论上的困境了。据说，新闻学院有位老师在读完李普曼的《舆论学》后，在读书笔记中称舆论为“悬在空中的大地”。有位国外传播学的泰斗，他写的一本关于传播学史的书，名字竟然叫做《speaking to the air》。老师说，每个人在沟通中都是绝望的，都是孤魂野鬼。那么，媒介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又从“两个环境理论”、“知沟理论”等等想到了媒介的负作用，疑惑越发得多了。

   假如听课仅仅是道出了我曾经想到但是不愿接受的东西，我想我还不至于惶惑。向来，我是叛逆的，有些事越有难度越要挑战。可是忽然觉得，我总是用太感性的态度去面对所有的学术，因为兴趣和好奇，或者一些人文情怀去研究，但是又缺乏韧性，不重成果。

   当我还是一个人力资源专业的学生的时候，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专业。可是，在社保课上看到那些在由于社保体系不完善而承受悲剧的人们，我会激动地哽咽。学工作分析、招聘甄选，因为兴趣，我会饶有兴致地去完成功课，并且愿意加上一些很自得的小创意。劳动经济学，本来是应付考试的突击复习，因为我对于那些函数、模型的痴迷，竟然忘记了分数这个原本的目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即使我最讨厌的数学。只是，我愿意随性的研究，却很怕考试。

   平时，我仿佛对于所有未知的领域都怀着无限的热忱，无法容忍自己对于任何一个领域的一无所知，会觉得那是莫大的耻辱。连娱乐，我都喜欢做一些独特的揣摩。但是，我似乎又太执着于所谓的悟性，总是爱做感性的认识，排斥技术。比如，我拍照片的感觉很好，可是就是不愿意去系统地学习摄影技术。总是觉得，会扼杀天然的东西。

   当很多的东西都激发我的学习欲的时候，我既会觉得充满激情，又会陷于急躁。其实，应该踏踏实实的，做最要紧的。可是我，太情绪化。

   有的时候，思考的太多，反而忘记去适应应试。在新闻学院上课，常常觉得在某些方面已经比得过那些小孩（或许不该叫小孩吧，好些比我大呢）了。可是，要背下来的东西，我还没有背下来。我总以为理解是记忆的基础，但，有些事情在中国原来例外。

   一通字写下来，总觉得要说的还是没有表达清楚。有的时候，奇怪的思想，让人陷于孤独。想起来晚上那位老师的话：“你能保证你的父母爱你却也能完全地了解你吗？你能保证你的爱人能够和你完全地心灵相通、灵魂交融吗？你能保证你的知己好友能够懂你片刻的欢愉或是某一刻的悲伤吗？”不能。因为有时候连你自己都不能够完全明白自己，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