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拾遗：吴天玺纪功碑

 

吴天玺纪功碑（天发神谶碑），又被称之为“三段碑”或“三断石”，在南京有两处可以看见这样的碑，一处是在夫子庙景区尊经阁后的敬一亭前，而另一处则是在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即南京总统府）景区内的夕佳楼旁。

由“夫子庙景区”北入口进入景区，沿贡院西街向南行走约200米左右至一丁字路口，转向西侧行走约80米左右，便可以看见“尊经阁”，“吴天玺纪功碑”就在“尊经阁”后的院落中。

经由“尊经阁”进入后院，后院两侧皆有房屋及廊道，庭院正中数级石阶之上为一平台，平台上方为“敬一亭”，而在敬一亭东侧的下方，竖立着一块石碑，便是“吴天玺纪功碑（天发神谶碑）”。

敬一亭前，卫山下的这座“吴天玺纪功碑”，为上世纪八十年以后，依据宋拓本重新摹刻的石碑，石碑的前后和上面都安装有保护作用的玻璃罩。

在碑的旁边，有着一块中英日韩四国文字的“《天发神谶碑》（三段碑）”说明牌，其内容为，“《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三国时期东吴天玺元年所刻，该碑在东晋时折为三段，故又称‘三段碑’。《天发神谶碑》原在巌山，折为三段后，先后在现金陵大报恩寺、瞻园、孔庙等处陈列，明代嘉靖中移入尊经阁下，清代嘉庆十年夏毁于火，残片埋于卫山下。《天发神谶碑》是我国古代十大名碑之一。该碑书法雄伟劲健，字体上紧下松，留有篆书遗意。为传承传统书法艺术精髓，特依据宋拓本重刻此碑立于卫山前，以供观者鉴赏。”

隔着玻璃，可以看见碑上的文字。碑的上方，有“吴天发神谶三段碑图”字样。

另一处的“吴天玺纪功碑”，在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即南京总统府）景区内的夕佳楼旁。

从长江路292号“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即南京总统府）景区南门处进入景区，向北行走100米左右转向西侧的喣园，沿太平湖边的步道向西北方向行走，大约150米左右至夕佳楼旁。

夕佳楼，建于清代同治9年（1870年），因落日时余晖映照，景色绝佳而得此名。

夕佳楼，西侧廊道的墙壁上，镶嵌着两块石碑，便是“吴天玺纪功碑”，只是周围没有任何说明标识。

喣园内夕佳楼旁的“吴天玺纪功碑”，为清代宣统元年（1909年）两江总督端方，根据宋拓本请名手重新模勒精刻而成的，据说，碑的背面还刻有端方的题跋。端方为何要复制“天发神谶碑”？端方在题跋中曾言，“阮文达公曾摹刻两本分置扬州、杭州两府学，而江宁顾阙如也……”，两江总督署的位置正是当年东吴宫城所在地，想必是端方身处故地，借物抒情吧。

托忒克·端方（1861年至1911年），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历任陕西巡抚、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湖南总督等职，后任江苏巡抚，代理两江总督，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这两块碑石之所以保存完好，与嵌于喣园夕佳楼旁的龙墙之中不无关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石碑用石灰覆盖才幸免于难。

两块石碑底色黝黑，字迹清晰，手笔细腻，刀法老到。摹刻此碑者为清代书画家姚京受。姚京受，字巨农，号书园，安徽桐城人，工书画篆刻，师从张祖翼，摹刻传神，水平很高。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称此碑为清代江宁知府余霈元（1766年至1831年），根据甘熙家中收藏的明代拓本，“以三石刻之，连属其辞，砌置堂右”，先是放置在江宁府学的明伦堂，几经沧桑，仅剩下了两截，镶嵌于喣园内夕佳楼西侧的墙壁之上。清代陈文述撰《秣陵集》中有“江宁太守余霈元以旧拓本重摹勒石”的记载。

有资料记载，1997年10月26日曾进行实地调查测量，两截碑大小不一，南北排列。北边一截宽1.91米，高0.79米，18行，93字，完整字91个，残缺字2个，与现存拓本对比，应为上段；南边一截宽1.74米，高0.77米，16行，80余字，完整字近70个，残缺字10多个，与现存拓本对比，应为中段。两段石碑的材质并不相同，其中部分文字已经漫漶不清，至于石碑的第三块，至今下落不明。

这两处的“吴天玺纪功碑”，都是后世之人摹刻之作。在一些典籍文献中记载了有关“吴天玺纪功碑”的来历……

唐代许嵩撰《建康实录》卷四中记载，“四年春，吴郡上言掘地得银，长一赤，广二分，上有年月字，因赦，改元天册元年。吴郡临平湖自汉末草秽壅塞，长老相传云：‘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静。’至是湖忽开通，或云当太平，青蓋入洛。后主以问奉禁都尉陈训，训曰：‘臣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退而谓人曰：‘青蓋入洛，将有舆榇衔壁之事，非吉祥也。’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刻上作皇帝字，于是又改元为天玺元年。立石刻于巌山，纪吴功德。案，《吴录》：其文东观华覈作，其字大篆，未知谁书，或传是皇象，恐非。在今县南四十里龙山下，其石折为三段，时人呼为段石冈也。”

宋代张敦颐撰《六朝事迹编类》卷八“三断石”中记载，“吴后主天册元年，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又于吴郡临平湖边，得一石函，中有一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元天玺。遂立石纪吴功德。按《建康实录》云：县南三十里，西接牛头山、丹阳云岩，东路有大碣石，长二丈，折为三断，此纪功之碑也。今移在府治中，可辨者二百余字，漫灭者五十余字。杨修之有诗云：‘孙吴纪德旧刊碑，埋没蟠螭与伏龟。惆怅石冈三断在，至今犹似鼎分时。’”

元代张铉撰《金陵新志》卷十二中记载，“吴后主纪功三段石碑，实录：吴天册元年，吴郡临平湖忽闻开通，或云当太平，青盖入洛，主以问奉禁都尉陈训，训曰，臣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许，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元天玺，立石刻于巌山，纪吴功德。案：吴录其文东观令华覈作，其字大篆，未知谁书，或传是皇象，恐非。在今县南四十里龙山下，其石折为三段，时人呼为段石冈也。黄伯思《东观余论》曰皇象书，人间殊少，惟建业有，吴时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相传乃象书也。今江宁县，有段石冈，盖旧立碑处。据丹阳记，晋宋时已折为三段，内一石上有转运副使胡宗师刻字，言此石在府南天禧寺门外，半埋于土，因辇置转运司后圃寿思亭，时宋元祐六年，此石历八百十有五年矣。盖又不知何年，自巌山徙至城南也。转运司，今府治，此石在紬书阁前后，又徙锦繍堂前碑阙中，归附后，改臺治，此石欹仆扵地，其一段缺坏，盖尝为人鑿以他用，而不果也，其第二段处，有襄阳米芾四字，亦为人磨砺几尽……”。

明代顾起元撰《客座赘语》中记载，“吴后主纪功三段石碑，一曰《天发神谶碑》，一曰《天玺碑》（华覈作，皇象书，《琐事》又定为苏建。今在府学尊经阁下）。”又云，“府学中三段石碑。按：《实录》：吴天册元年，吴郡临平湖开。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元天玺，立石刻于岩山，纪吴功德。其文乃东观令华覈作。黄睿《东观余论》曰：‘皇象书，人间殊少。惟建康有吴时《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相传乃象书也。’戚光《续志》云：‘象书独步汉末，况体兼篆籀，诚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钟繇诸碑勿论也。其石四方，面背阔书各八行，两傍狭书囗行。其文书满三方而虚其一，辞虽不可读，其可识者百八十余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发神谶」，曰「囗谶广多」，曰「将军裨将军关内侯」，曰「诏遣中书郎」，曰「章咸、李楷、贺囗、吴宠、建业丞许囗等十二人」，曰「永归大吴，上天宣命」，曰「文字炳朗」，曰「在诸石上」。其后又别书曰，「兰台东观令」，曰「巧工九江」，曰「吴郡」，曰「东海夏侯」。此盖列与事之臣于正文之后。东观令时为华覈，碑辞虽未易读，大抵犹秦碑刻制尔。’”

清代《道光上元县志》中记载，“吴后主纪功三段石碑，一曰天发神谶碑，一曰天玺碑（华覈文，皇象书，琐事又定为苏建书，非篆非隶，最为奇古，原刻在巌山，今在府学尊经阁下）。”

清代陈文述撰《秣陵集》中“天玺元年纪功碑”中记载，“天玺元年纪功碑，《吴录》以为华覈文，《东观余论》以为皇象书。旧在段石冈，元祐中移置漕台后圃，明初又移置江宁县学尊经阁下。碑毁于晋季，石凡三段，形如覆臼，字列三面而虚其一，字多驳蚀。按《吴志》云：天册元年，吴郡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于是改元天玺。又言临平湖壅塞，复开，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八月，又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汉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石室所在，表为大瑞，于是改元天纪。总孙皓在位十六年，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未几，青盖入洛庙社屋矣。符瑞之事果何有哉！碑字铦厉奇崛，董广川以为汉隶，杨东里以为八分，朱竹垞以为在篆隶之间，然不若谓之篆书为确也。近毁于火，江宁太守余霈元以旧拓本重摹勒石。楚九州渚，汉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太平之主非孤谁，大帝逮孤四世矣。临平湖边石函启，天册改元作天玺。历阳山石灿文理，天玺改元作天纪。十五年中八改元，童昏作事乃如此。君不见代汉者当塗，高石马文大讨曹。西京谶纬此流弊，古来符瑞皆言妖。乃祖远迓罗阳王，乃孙亦设平虑郎。作法于凉古所训，赤乌之赤黄龙黄。阿童战舰方龙骧，明年青盖入洛阳。

民国时期出版的一部笔记资料《花随人圣庵摭忆》，其中有秋岳撰《「天发神谶碑」之存毁》一文，叙述了此碑存毁期间划分的三个时期。

“碑在冈上”为第一时期。“碑立于秣陵南之巌山。《丹阳记》：山东大道左，有方石长一丈，勒名题赞吴功德，孙皓建。又一则云：巌山东有大石碣，长二丈，折为三段，因此名冈，是此碑即在断石冈，至宋时尚存，亦名为丫头石。”关于“丫头石”，宋代《梅宛陵集》中有《丫头石》一诗，诗云，“丫头石虽断，文字未全讹。年算赤乌近，书疑皇象多。几时经霹雳，异代见干戈。更与千秋看，松煤定费磨。”诗下注云，“此碑也，在金陵断石冈上，有吴大帝字焉。”以此诗推之，碑断为三，或为雷所震击。

“碑移天禧寺”为第二时期。“张铉《金陵新志》云：‘今江宁县，有段石冈，盖旧立碑处。据丹阳记，晋宋时已折为三段，内一石上有转运副使胡宗师刻字，言此石在府南天禧寺门外，半埋于土，因辇置转运司后圃筹思亭，时宋元祐六年，此石历八百十有五年矣。盖又不知何年，自巌山徙至城南也。转运司，今府治，此石在紬书阁前后，又徙锦繍堂前碑刻中，归附后，改臺治，此石欹仆扵地，其一段缺坏，盖尝为人鑿以他用，而不果也。其第二段处，有「襄阳米芾」四字，亦为人磨砺几尽……’”此是宋元祐年间，此碑已由冈移至天禧寺，又辇至转运司后圃筹思亭，至元英宗至治年间，升至庙学门左。

“尊经阁毁，此石亦毁”为第三时期。“由此时直至庚申石毁，其间数百年，有重大审定及发明。如乾隆四十四年秋间，翁覃溪亲到江宁县学尊经阁下，手量三尺，校定尺寸字数。如王兰泉《金石萃编》称，碑断折三段，合之止数尺许，证明《丹阳记》长二丈之妄。又《两汉金石记》，验明一石折为三段之无可疑，证明吴山夫此碑非一石所折说之妄……”至于石毁的时间，说法各异。《江苏通志稿》《天发神谶碑》下注，“碑断为三，故称三段碑。原在江宁县学，嘉庆年毁于火。今存拓本。”叶昌炽《语石》卷十中称，“孙吴‘天发神谶碑’，旧断为三，在江宁府学尊经阁下。庚申之劫，毁于兵燹。”根据记载，府学乃毁于清代嘉庆十年乙丑五月廿八日。《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八中云，“嘉庆十年（乙丑五月二十八日），尊经阁毁于火，各书版及吴天玺纪功碑（俗称天发神谶碑，文曰三段碑）烬焉，总督铁保、藩司康基田重建之，以为尊经书院。”

吴天玺纪功碑“立于秣陵南之巌山”的“段石冈（断石冈）”。《江宁县志》中记载，段石冈，在巌山下，即吴主皓，天玺三段石处，因名。”朱偰撰《金陵古迹图考》中云，“巌山在牛首东北，高106.2公尺，冈岭丛礴，溪壑重叠。《寰宇记》云：其山岩险，故曰巌山。宋孝武帝改曰龙山，亦曰南山。俗名凤凰山；明韩宪王葬此，又谓之韩府山……。《建康志》引《丹阳记》云：巌山东道有大碣石长一丈，刻勒銘题，赞吴功德，孙皓所建也。今无可考。”《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记载，“断石（地名），寰宇记：在江宁县南二十里，有大碣石，长二丈，折为三段，故名，碣即吴皇象书也。舆地纪胜：段石冈在县南三十里，西接牛头山，有吴纪功德碑，孙皓所建，后移置学舍中。”

吴天玺纪功碑，虽然称之为“碑”，但据说其不是可见的长方形，而是就地取材，刻于圆幢形（形似佛教仪仗中的幢形）磨平的天然石块上，环而刻之。“石凡三段，形如覆臼，字列三面，而虚其一（陈文述《秣陵集》）”；“其书本就山刻石，其石圜长，环而刻之，非碑也，而俗呼天发神谶碑（姚鼐《惜抱轩集》）”；“三石乃皆圆，约围七尺馀，中一石高三尺五寸，东西高各二尺五寸（杨宾《铁函斋书跋》）”。

吴末帝孙皓（242年至284年），字元宗，幼名彭祖，又字皓宗。264年至280年在位，共17年。孙皓极端迷信，时常乞灵于“祥瑞”，其在位期间，各地“祥瑞”层出不穷，孙皓频繁改元，以应谶言“祥瑞”吉兆。先后用过八个年号，大都与“祥瑞”有关，诸如元兴、甘露、宝鼎、建衡、凤凰、天册、天玺、天纪等。《三国志·吴志》的“三嗣主传”中有相关记载，“天册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年。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自汉末草秽壅塞，今更开通。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又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秋八月，京下督孙楷降晋。鄱阳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改明年元，大赦，以协石文。”

《秦淮区志》中记载，“天玺纪功碑，在卫山，是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碑刻之一。系吴天玺元年（276）吴后主孙皓置于今江宁县境，碑文记载其家四代的功绩。至晋代，此碑自折为三段，后人便称它为‘三段碑’。元至治二年（1322）移至学宫内。明嘉靖三十一年（1522）秋八月学宫发生大火，遂移至尊经阁下。清嘉庆十年（1805）尊经阁毁于火，此碑随同瓦砾被埋入地下。民国期间，由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挖出两段，立于卫山，其余碎片复瘗之。1982年，卫山所存两段碑移至喣园夕佳楼。世间现存乾隆年间天玺纪功碑碑文拓本甚多，其书法艺术为今古奇观，康有为曾评价此碑‘奇伟惊世，笔力冠古今’。”

民国时期曾担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的卫聚贤先生撰写的《中国考古学史》中记载，“天发神谶碑，文为篆书，起笔为方浑形，落笔颇尖削，其书法挺劲雄健，较之他篆书犹为特异。系立于天玺元年八月吴纪功碑段石冈之碣也，于天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转运副使胡宗师，游天禧寺而发现，该残碑三截，故今俗称之曰三段碑。后自嘉庆十年，乙丑毁于火，由是不复见矣。拓本矜贵，不易得之而多翻刻者，其翻刻为佳者，为曙生东云本，在北平以黄泥墙刻之，未拓数份即毁，故称之曰黄泥本，近已不易得也。阮元督两江时，曾召桐城刻家姚金寿，摹刻一幢，置于督署内，西花园石舫旁，即今之国民政府，其最次为四川、山东所翻刻者，予临摹该碑有年，然所购者，皆翻刻本。”

至于民国时期，是否曾在卫山下挖出残碑，《秦淮区志》、《十里秦淮志》等如此说；卫聚贤先生撰《中国考古学史》附录“各地发现古物志”中曾有“南京调查古迹委员会，昨日下午三时，假内政部举行会议，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科长裘善元主席，讨论发掘天玺纪功碑办法，经各委员商量先进行测量地势，然后雇工开始发掘，会议至六时始散（1935年1月19日《中央日报》）”、“因昨阅报载原石发现，则有同嗜者，不胜雀跃焉（1935年1月21日南京《朝报》）”等记载；而朱偰撰《金陵古迹图考》中则称，“自嘉庆十年（1805），阁毁于火，各书版及吴天玺纪功碑（俗曰天发神谶碑，又曰三段碑）烬焉，乱后新造，是否为旧址，不可知矣。阁后有苑，有土山曰卫山，故尊经阁烬余三段碑碎石及圣贤旧像所藏也。民国二十四年（1935），古物保管委员会拟开掘不果。”可见，此残碑或许已经化为灰烬，或许仍然在卫山之下，且喣园内的石碑与此似乎并无关联。

吴天玺纪功碑（天发神谶碑、三段碑），吴天玺元年（276年）七月刻。山石在“县南三十里”，即建业（南京）南城外巌山（今牛首山东北），碑在东晋刘宋年间裂为三段。大约在北宋年间，从巌山移置到天禧寺门外，北宋元祐6年（1091年），转运副使胡宗师将此碑运至转运司（今瞻园一带）漕台后圃筹思亭中，并在碑的上段石后刻上其题记；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转运判官石豫在碑的上段顶部右方刻了题记；元代至治年间（1321年至1323年），台椽杨益得之廨草中，因募民伕移至江宁庙学（今夫子庙）门内之左，不久，又被人移置到庙学的尊经阁；明代嘉靖43年（1564年），督学御史耿定向又在石的上段顶部左方刻了题记；清代嘉庆10年（1805年），因“教官毛藻聚印书匠于尊经阁刷印《玉海》，打火鬻饭，从致延烧”，尊经阁失火，碑和存放在阁中的许多书版同时被焚，余烬深埋于庙学后边的卫山中。

清代翁方纲撰《两汉金石记》中称“天发神谶碑”全碑共212字；王昶著《金石萃编》中称其所录208字。关于天玺纪功碑（天发神谶碑）碑文的内容，都说是“荒诞不已”、“陈词滥调”。宋代赵明诚撰《金石录》中云，“孙皓在位凡八改元，而六以符瑞，然竟不能保其国。盖人事不修，而假托神怪，以矫诬天命，其不终宜矣。”

清代周在浚撰《天发神谶碑考》中记载了吴天玺纪功碑的碑文：

上天帝言天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

下步弓日月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

帝曰大吴一囗万方甲午丙日囗囗囗囗

才仁中平予囗囗元囗于山川囗囗囗囗

天发神谶文

天玺元年七囗己酉朔十四日壬囗囗囗

武中郎将丹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

然发刻广省囗于是天谶广多囗未解解

者十二字以囗廿三日遣囗囗囗囗文字

令史建忠中囗将会稽陈治囗囗囗解十

三字治复有囗未解以八月十囗囗囗囗

诏遣中书郎行囗将军裨将军关内囗九江

费宇行视更囗十二字合五十七囗字舆

西部校尉姜囗囗络典校皋仪囗囗梅囗

章咸李楷贺囗吴宠建业丞许囗囗番约

等十二人吏囗并共观视深甄历囗永归

大吴上天宣命昭囗太平文字炳朗天囗在诸

石上故就囗囗囗囗囗铭敷垂亿囗囗囗

兰台东观令囗囗囗囗囗囗囗西郡囗囗

巧工九江朱囗囗囗囗囗囗囗江囗囗囗

功东海夏侯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

赵超先生著《石刻古文字》书中附有吴天玺纪功碑的全碑释文，内容为：

上天帝言天（下泐）下步于日月（下缺）帝曰大吴一囗万方甲午丙日（下缺）在仁中平予囗囗元示于山川（下缺）。

天发神谶文。

天玺元年七月己酉朔十四日壬（下缺）武中郎将丹（下缺）然发刻广省囗。乃是天谶。广多囗未解。解者十二字。以囗月廿三日遣囗囗解文字。令史建忠，中郎将会稽陈治（下缺）解十三字。治复有未解。以八月一日诏遣中书郎行因将军裨将军关内九侯江费宇行视。更得囗二字，合五十七字。宇与西部校尉姜囗囗络典校皋仪备囗梅囗、章咸、李楷贺囗、吴宠、建业丞许囗囗番约等十二人吏囗并观视，深甄历囗永归大吴，上天宣命，昭囗太平。文字炳朗，天囗在诸石上。故就（下缺）刊铭，敷垂亿（下缺）。

兰台东观令（下缺）吴郡（下缺）巧工九江朱（下缺）功东海囗侯。

碑文“辞虽不可读”，但从可以辨识的数百字中，看到了诸如“上天帝言”、“天发神谶”、“永归大吴”、“文字炳朖”、“上天宣命”等文字，其内容的含义也可略见一斑。碑文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至5行为神谶文中的话；第二部分6至18行为神谶文认读的经过；第三部分为碑文的作者、书者和刻石人的姓名等。

清末民初书画家陶瑢（1872年至1927年）曾作有“天发神谶碑”复原图及“天发神谶碑”释文图。

清代冯云鹏等撰《金石索》之“石索四”中，曾画出此碑为钟形，并将考订的释文记载在上面。

石碑上有题跋四则，原石上段有元祐六年胡宗师跋，“元祐六年，胡宗师跋在上段之后”；崇宁元年（1102年）石豫刻跋，“崇宁元年，石豫跋在上段石顶之后”，在上段第2行至第7行的上方；明代嘉靖43年（1564年）耿定向刻跋，在上段第17行至22行的上方；清代翁方纲又在石下段刻“北平翁方纲来观”七字。

胡宗师跋的内容为，“予因游府南天禧寺，寺门之外，有石三段，半埋于土，窃疑以为天玺元年巌山纪吴功德段石冈之碣，因观之，果耳。人多传囗象书，稽之实八百十有五年。字虽损缺，而尤有完者。寺僧不善护持，岁月之久，风雨所暴，必至泯灭，因辇置漕台后圃筹思亭。时辛未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转运副使左朝请郎胡宗师题。”

石豫跋的内容为，“余奉命计台侍亲游此，得天玺断碑，親之（吴山夫云当是观字而石刻实为親）笔力高面，雨文辞残簇不可读也。悲夫。崇宁元年中秋日，转运判官石豫安正题（面雨二字不可解）。”

耿定向跋的内容为，“人见上古残碑，隻字辄珍重，以为希奇，古人之心，千载如见，独不当一仰思邪明，嘉靖甲子督学御史天台山人耿定向，识是日南畿举人修序齿会始也。”

吴天玺纪功碑（天发神谶碑）的碑文末段衔名处残泐，撰文者、书写者的姓名无从知晓。碑文末段有“东观令”三字，下方的字已泐，因而无从知晓其姓名。镌刻者为“巧工九江朱囗”，巧工是石匠的美称，石匠为九江朱姓，名字残缺。关于天发神谶碑碑文作者及书写者为何人，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吴录》、《建康实录》等认为是华覈撰文，皇象书写，也有史籍称为苏建书写。姚鼐《跋吴天发神谶刻文》中称，“吴天玺元年刻石文，世传皇象书，象为吴大帝初人，与赵达同辈，计其年恐未能至天玺也。”

华覈，生卒年不详，字永先，吴郡武进人，三国时东吴官员，曾任上虞尉、典农都尉，后迁任秘府郎、升任中书丞等；孙皓即位后，封徐陵亭侯，后迁任东观令，领左国史。皇象，字休明，江都（今扬州）人，三国书法家。官至侍中、青州刺史。自幼工书，善篆书、草书、章草，尤以章草见长。苏建，籍贯不详，三国书法家。官至中郎将，书风与皇象相近。

吴天玺纪功碑（天发神谶碑）的碑文内容虽然荒诞难读，但其书法则独树一帜，其笔法及体势可谓前无先例，后无继者。书法所营造出来的神秘氛围，似乎与诡称天降神谶的目的相吻合。碑文的字体既不同于篆书，又不同于隶书，笔意在篆隶之间，因而被称之为“垂露篆”、“倒韮篆”、“鸡脚篆”或“悬针篆”，其雄伟奇特的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古代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重要地位。

《南京文化志》中记载，“天发神谶碑，三国吴天玺元年（276）篆书碑刻，天玺元年立于建业（今南京）。传皇象书。上段二十一行，行五字，‘诏遣’一行六字，‘大吴’一行七字。中段十七行，行七字。下段十行，行三、二、一字不等。碑为幢形。书法其特，用隶书笔法作方正篆字，若篆若隶，用笔方劲，沉着奇伟，于石鼓秦篆之外，别树一帜。每字垂笔上端方粗下段尖细，后人称之‘悬针篆’。三国时期仍通行篆体，此种篆隶并存的书体绝无仅有。此书体对后世书坛和篆刻艺术有深远影响，为历代书家所称道。宋黄伯思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卢雄跋以为‘神谶险峻劲拔’‘有周秦遗意’。康有为称此碑‘奇伟惊世’‘笔力伟建冠古今’，为‘篆隶之极’。已知传世的最旧的北宋拓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吴天玺纪功碑（天发神谶碑）碑文书法淳古浑厚，气势雄健，锋棱有威。笔锋如折古剑，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露尖峰，横画首尾如钉头，直笔类似于冰锥，转折外方内圆，姿态方劲峭厉，结构上紧下松，字形规整刚劲，结字方折紧敛，形象奇异瑰伟。

就其特点来看，虽取隶书方折之法，但无“蚕头燕尾”之迹；笔力雄强无比，亦流露出篆书运笔的圆转意态；横画起处，向下垂得很长，收笔干净利落；竖画起笔方正，遒劲挺拔，收笔处则多用悬针。

就其笔法而言，用笔采用了隶书的笔法，呈现出非篆非隶的面貌。横画基本是易圆为方，起笔收笔皆为方笔，转折之处方圆兼济，多外方内圆，可谓斩钉截铁，力含千钧；竖画方笔起笔，悬针收笔，如钉头鼠尾；一些对称的纵向长笔画，略有相背之势，锋芒毕露，剑拔弩张。

就其结字上看，既保持了小篆结体上紧下松的风格。字体结构紧密，开而不散，以圆驭方，势险局宽；又字势奇险刚健，与运笔的沉着锐利相辅相成。结字奇险，奇异古奥，规整刚劲，雄伟劲健，高古苍茫，变化莫测。

清代杨宾曾用“三气一劲”概括了此碑书法的特点。所谓“三气”分别指，生气、涩气和险气。“生气”，用笔的铦利奇崛，结字的折磔盘回，取势的伟建劲拔；“涩气”，笔画的入木三分，运笔的沉着稳健；“险气”，结构布势有奇险之意。“一劲”，则是指给人以雄奇的美感和强劲的力度。

历代的论书法者皆极为推崇此碑。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中云，“吴时有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清代刘熙载《艺概》中云，“吴天发神谶碑，差可附于八分篆二分隶之说。”清代杨宾《大瓢偶记》中云，“王僧虔称其沉着痛快，袁昂称其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今观其笔法生涩险劲乃至如此。其不用挑法，挑拨平硬，非篆非隶，弇州指为八分。”清代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云，“予观其书，方折盘旋以隶笔而行篆体，戈长剑得中实乃弓燥手柔。”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云，天发神谶碑“有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奇伟惊世，笔力伟建冠古今。”清代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碑》中云，“篆兼隶体，时有怪异之笔，其奇作也。”清代翁方纲称，“天发神谶碑书体若隶若篆，又非隶非篆，在中国书史上是一方非常奇特的碑刻。它用笔方劲，沉着奇伟，不用波法而波挑生动，尽去棋算斗环之累，于《石鼓文》和秦篆之外，独树一帜。”清代张廷济称，“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刘源琛《吴天发神谶碑歌》中称，“结构如篆折如隶，锐参钟鼎悬垂波。”马宗霍《书林藻鉴》中云“以秦隶之方，参周籀之圆，势险而局宽，锋廉而韵厚，将陷复出，若郁还伸。此则东都诸石，犹当逊其瑰伟。即此偏师，足以陵轹上国。徒以壁垒太峻，攀者却步，故嗣音少耳。”

吴天玺纪功碑（天发神谶碑），传世最早的是宋拓本，其次是明拓本，以及焚毁前的清拓本和焚毁之后的重刻本数种。

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宋拓本，是已知传世的最早拓本。拓本为剪条装册，字迹清晰，墨色醇古，内容只存碑文，无胡宗师、石豫二跋，“「吴郡」二字与「东海夏侯」等字未泐，「敷垂亿」三字未损，「亿」字下「载」字尚存”，有宋北海开国陆伀之印。

故宫博物院另藏有杨振麟旧藏明拓本（杨本）和许仲蘧旧藏晚明拓本（许本）。两拓本均拓墨极精，残字剪弃较少。

此外，吴天玺纪功碑的摹刻本甚多。诸如清代嘉庆14年（1809年），仪征阮元用家藏马氏玲珑山馆旧拓本参合繁昌鲍氏藏旧拓本，共得221字，嘱长洲吴国宝摹刻，置于北湖祠墅泰华双碑之后；清代咸丰10年（1860年），婺源俞文诏麟士钩摹陈澧明拓本，刻于广州长寿寺补经堂中，同治13年（1874年）移置学海堂；清代光绪33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嘱桐城姚京受以所藏明拓本摹刻，并命人将此摹刻嵌于督署壁上，并加上其题跋等。其中最著名的为清代林曙生东云摹刻本，俗称“黄泥墙本”，摹刻后不久即毁掉，拓本极为少见。

吴天玺纪功碑立碑后千年之间，几乎没有临习者，直到清代，才进入学者和书家的实践领域。朱彝尊、王昶、翁方纲、周在浚等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角度进行考论，张廷济、释达受、高日濬、吴熙载、徐三庚等书法篆刻家，吸取该碑的特点，经历了从早期的以形写形，到神形兼备的成熟作品出现的过程。

较早受此碑影响的书家，为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其在《冬心印识》中，“余近得《国山》《天发神谶》两碑，字法奇古，截毫端作擘窠大字。”受此两碑影响，金农独辟蹊径，创造出用笔方扁，撇画放纵，锋尖劲利，结字长短适度，凝重粗犷，胎息两碑的“漆书”。

清代赵之谦，将该碑意趣引入篆刻创作，其印章将碑中的起迄方棱刚健，垂笔顿入尖出等主要特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清代徐三庚，参照天发神谶碑和汉碑额，自创新体，汲取碑书法字形偏方，线条两端方棱出角，左右竖笔内凹并尖收等特点，同时又融入皖派婀娜飘逸，浙派波磔顿挫的篆法特点，进行重新组合，独创出全新的印风。

齐白石也曾受到影响，在《白石印草》的自序中，阐述了其篆刻创作的四个变化过程，称，“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最初自刻名字印，友人黎松庵借以丁、黄印谱原拓本，得其门径。后数年，得《二金蝶堂印谱》，方知老实为正，疏密自然，乃一变。再后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三公山碑》，篆法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

吴天玺纪功碑（天发神谶碑）的出现，与秦汉两代流行的谶纬之学密切相关。所谓“谶”，或称“图谶”，是用诡秘的隐语、语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谶纬是一种经学和神学混合的思想。

碑中那些横画垂芒，竖画悬针及曳脚，星罗棋布，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场景，使人感到如进武库，如入战阵，只见刀枪密布，剑戟林立，寒光闪闪，霜刃重重，形制各别，或大或小，时直时弯，险劲犀利，锋芒毕露，威武雄壮，气势磅礴。

北宋杨修之诗《三断石》云，“孙吴纪德旧刊碑，埋没蟠螭与伏龟。惆怅石冈三断在，至今犹似鼎分时。”南代曾极诗《三段石》云，“凛然皇象法书存，重屋应无野火焚。割据英雄余一念，断碑千载尚三分。”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在诗中都以碑断三截的偶然，联想到魏蜀吴鼎立三分，蕴意无穷。或许，天玺纪功碑（天发神谶碑）真的在告诉着人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