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友猝逝，其女海霞决定换用父亲手机，让他的名字继续活在朋友眼前。在这个永远不弃的手机里，八O后的女孩子看到了父亲生前与我的对话，鲁院高研班毕业之后读完拙著，激情写下这篇文章。我感谢她，并祝贺方友后继有人。

                                                                      ——野莽

回归中国文论的章法和气韵

——品读野莽先生《印在手纸上的恨》

孙青瑜

父亲的手机里保存不少短信，其中一条是发给著名小说家野莽先生的：“正拜读你的杂文大作，好痛快呀！如此说真话的汉子如今太少了！孙方友”。

父亲所说的杂文大作正是野莽先生杂文集《印在手纸上的恨》。我从书柜里拽出此书，一气读完，果然如父亲生前所言，句句如刀，气韵神韵皆有民国大家之风范，曲笔的锋芒直指当世。如《劝君莫学梁启超》、《人的虚伪》、《君本普通》、《宠物》、《官与民的辈份》……一气读完，让人畅吐郁气，好像与作者一道痛打了一次落水之“狗”。

可横扫当下散文现状，这种读后获大快的杂文，少有了。我之所说的少有了，不光是父亲所言的“如此说真话的汉子如今太少了”的文人风骨，更多是先生深得传统散文真传的技法，一篇一篇的杂文从头到尾，情饱气盛，看似直抒胸臆，实际上却是巧用了气韵、他物、细节和小故事在曲笔“义愤填膺”。正是曲笔妙指其理的写法，让他的大作与当下散文有了内在区别。

当下的不少散文文止义也止，甚至于文还没止，义却断气了。而文章贵活，“活”也就是让“义”流动起来，形成一股源源不断、正在构成着的活性意义流，这是古今中外杰出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的一种高境界。在中国，让意义流“动”起来、“活”起来本有很多传统手法，只是早在民国时期，西方文论框架便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入中国，并疾速勒死了中国古典文论，让她像木乃伊一般，成为大学教授们整来整去的死资料和死标本，以古论古，好像中国传统文论早已无力再关照当下写作。

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诞生于中国哲学土壤里的中国文论，其前卫性是西方文论没法比的，很多理论都超前于西方很多年，并深深影响着康德以来的不少西方哲人和艺术家的思维以及认知方式。也就是说，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每一位主动向中国传统文化取经的作家和哲人，只要您悟性甚高，必定会大获丰收。而野莽先生正是一位悟性甚高的才子，他深得古典散文之精神，将一篇又一篇很容易写得枯燥的文章打造得妙趣横生，文止了，义指仍随着气韵、他物、细节和小故事在“象外”延绵、流淌、升华……

我一直觉得杂文难写，写不好容易写“孤独”、写“死板”。我和我父亲之所以喜欢野莽先生的杂文，正是因为他袭承了传统散文之内法，利用“象”这个重要的言义中转站，将一个又一个干燥的观点渲染得滋滋润润，情趣、形象和义理三箭齐发，让你边读边叹，不叹不可。清代画论家恽寿平在《补遗画跋》中曾说过：“诗意须极缥缈，有一唱三叹之音，方能感！然则，不能感人之音非诗也。”既然有所感所叹，肯定有道进乎于文，必定暗藏着可品可嚼的道骨。

熟悉野莽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自由文人，他的行动、他的精神和他的作品是一致的，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的思考和他的行为一样，并没有停留在一己之心和一家之利上。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心里装的不是他自个儿，从日常生活中为朋友两肋插刀到唤醒民主意识的身体力行，每见现实惨淡，情不容缓，他便拿起杂文这件快速的利器直击社会和人心的顽疾处……正因为心中处处是大我，文中才能处处皆大我。

野莽先生不但有第一等的胸襟，我们读他的杂文还发现他博学广识、思维奇特，他巧用中国传统诗学里的气象和事象——这两个重要的言义中转站，进行曲说义愤、妙谈其理，不但增强了杂文的趣味性，也将义味“中转”活了。如《官与民的辈份》、《不听话的学问》、《难得聪明》、《爱钱如命说》……野莽先生不但借用事象在曲说其理，他还拾起自《少年中国说》后再也找不到的大气韵，在附助推理，每一篇文章，其气其韵总是铿锵有力一贯到底，与先生想要传达的意向和情绪一脉相通，再次形成三箭齐发之势，让你越读越上劲，越读越解气，越读越想叹！

好作品，就是在不叹不中的冲动中欣赏完的——谁敢说不是呢？

最后补说一句，本书首篇《印在手纸上的恨》是野莽先生写于十年前的一篇杂文，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因参拜靖国神社激起有记忆的中国人民的愤怒，东北人以其首相之名命名自产的手纸，意在让国人坐在马桶上也不要忘了国恨家仇，然而如此创意竟遭国人担忧和非议。今日小泉的继任者安倍晋三不仅旧戏重演，而且变本加厉，窃岛之余再次拜鬼，当我们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时，难道还不为中国人民七十年前的灾难而疼痛，还不为野莽先生十年前的警示而沉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