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評論》2011年第4期

歷史虛構中的沉重之思——評野莽的長篇小說《神鳥》

歐陽光明（廣東暨南大學）

野莽一直對古庸國懷著濃厚的興趣。他常常不辭辛勞地奔走在歷史的塵煙裏，重返時光隧道，以期解開掩映在庸國之上的神秘面紗，展示它那雄渾而又不失嬌美的丰姿。這種濃厚的興趣，一方面源於他對故鄉的熱愛，因為庸國的舊址就在野莽的故鄉，書寫庸國，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為故鄉“樹碑立傳”；另一方面，也是知識份子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感，不斷驅使他對逝去的歷史進行現代性的反思。他曾以煌煌五卷本的《庸國》，全方位展示了“庸國”之地幾千年以來的風土人情和歷史面貌的變遷。最近，他又再次以庸國為背景，完成了長篇小說《神鳥》(《芳草》2011年第2期)。在這部小說中，野莽以雄渾而放達的筆調，再次展示了庸國從強大走向滅亡的歷史悲劇，並對這一悲劇進行了頗具穿透力的反思。

一

在《神鳥》中，我們看到，雖然處於“禮崩樂壞”的年代，但在庸君身上，先賢們所立身行事的“仁義”作風依然保留著。修訂法律，懲惡揚善；不違農時，不勞民傷財，與民休息；不納妾，宮中不置太醫，把醫生下放民間，以便他們能更好地為百姓醫治病痛；嚴格執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條例。

對外，庸君則“以丈拼煜隆保惠p易發動戰爭，不干涉別國內政，不監視鄰國；並通過和親的方式，與鄰國建立友好關係。對待不公平的事件，庸國總會仗義執言，甚至不惜出動軍隊，幫助弱小國家討回公道。

如果故事就停止在這裏，庸君便是一個完美的仁君形象。可惜的是，庸國在庸君的治理下，沒有逃脫滅亡的命撸@不能不帶給人無盡的沉思。在小說中，我們發現，庸國的敗亡，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庸君忽視了器物、技藝這些具體的、形而下的東西在保家衛國方面的巨大作用。晝鬼精心製作的竹鴉，也即“庸之神鳥”，不但能飛臨別國，探聽消息，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以聲音和圖像的方式傳送回國，還能感知別人心中的意念，探知人們深藏在內心深處的秘密。晝鬼把神鳥敬獻給國君，建議用它去獲取別國情報，沒想到遭到了庸君的斷然否定。庸君認為，刺探別國的情報，就是違背盟約，“干涉對方內政”，如此“出爾反爾，必將遭到人家的當面笑話，背後辱駡。”以此為由，庸君否定了神鳥的合法性存在，禁止晝鬼製作神鳥。

庸君的這些做法，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仁義之君那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但是，在那個強權戰勝公理的時代，權力（權術和致裕┖土α坎攀侵髟滓粋國家命叩氖滓獥l件。因此，當“仁義”與“權術”相遇時，“仁義”顯得不堪一擊。在善於玩弄權術的楚莊王面前，庸君節節敗退。

小說中，作者傾心塑造了一個善於玩弄權術的楚莊王形象。他既有吞併天下的雄心，又有滿腹的致裕选瓣庩栃g”玩得爐火純青。

表面上看，楚莊王在最初即位的三年裏，荒淫無度，沉迷於酒色，寵倖鄭姬和越女，不理朝政。《史記》上曾有記載：楚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這樣的楚莊王，不但欺騙了楚國的大臣和百姓，以至於伍舉、蘇從冒死覲見，痛斥楚王；也矇騙了天下人，以為“庸人善戰，秦楚莫敵”的威脅消除了；甚至還把最為寵倖的兩個妃子——鄭姬和越女蒙在鼓裏，她們也弄不清楚，在沉溺於酒色和在床上排兵佈陣的楚王，哪一個才是他真正的面孔。面對伍舉和蘇從的痛斥，楚莊王用“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豪言打消了士大夫們的擔憂；而面對庸國追討的戰爭賠款，他表面上滿口答應，承諾儘早歸還，暗地裏卻一拖再拖，甚至稱病拒絕接見使者。與庸國不派間諜監視鄰國的做法相反，楚王費盡心機探取鄰國情報，不但在庸國安插間諜，把能言善辯的令狐冷推進了庸國權力的核心層。還從天下招募能工巧匠，治世能臣，發展壯大楚國的力量。並不惜花重金從庸國招募受到貶斥的若磐，在楚庸邊境修築城牆。為了麻痹和愚弄庸國國君，他把假公主羽許配給庸國三王子子惠，把假玉當成稀世珍寶作為陪嫁品，以此換取庸國的感激，從而免除戰爭賠款。

當楚莊王的這些伎倆被“神鳥”識破之後，庸君並沒有採取相應的應對措施，反而認為三王子子惠私自放飛“神鳥”的這種舉動，破壞了盟約，從而用“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條例將他羈押。而楚莊王則不放棄每一個消滅庸國的機會，他分別與鄭越兩國聯姻，贏得了良好的周邊環境，然後聯合秦、巴，傾三國之力，一舉消滅庸國。

這樣的結果讓人唏噓不已，這是暴力對仁義的一次完勝，是非正義對正義的一次扼殺。然而，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暴力才是決定一個國家存亡的決定性力量。在這種情況之下，仁義可以被嘲笑，被扼殺，正義可以被顛覆，甚至被強者的“非正義”所取代。庸君秉承了“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立身的箴言，把遵從先賢之道視為“本”，這種做法，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庸君用“铡焙汀叭省弊鳛樽约旱男惺聹蕜t，卻忽視了器物、技藝的巨大作用，放棄了對強大鄰國的警惕，終於把庸國帶入了亡國的悲劇性命咧校@不能不讓後人扼腕歎息。在這裏，野莽對逝去的“铡焙汀叭省钡墓糯z風唱了一曲挽歌，對中國文化的變形做出了批判性的思考。庸國的滅亡是一個國家的悲劇，更是文明的悲劇。

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神鳥》是作者在有限的史料基礎之上虛構出來的一個歷史故事。借用歷史敍事來表達對現實的反思，是一種常見的寫作方式，所謂“以史鑒今”。但這並不是這部小說成功的標誌。《神鳥》真正讓讀者感到耳目一新的地方，在於它獨特的敍事視角。

小說的敍述者是“我”，也即主人公晝鬼。從第一句“安葬師父的時候我的眼前一片黑暗”開始，小說便奠定了第一人稱的敍述視角。整部小說，就是在晝鬼的講述之下完成的。有意思的是，晝鬼講述故事的時候，庸國已經亡國幾百年了，作者用這種“後設敍述”的方式，讓晝鬼成為歷史的參與者和反思者。晝鬼這兩種不同的身份，為小說文本鋪設了一個巨大的張力場。作為清醒的反思者來說，站在幾百年之後的某一天，來回望當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但天然的具有了一種批判性的思考，同時也在變幻莫測的世事面前感到了命叩幕恼Q，一種無可奈何地宿命感油然而生。

從整體上來看，《神鳥》採用的是第一人稱敍事視角，但在具體的行文過程中，作者又根據不同的場景，不同的需要，有意識的進行了視角的切換。如面對庸君的時候，作者採用的是“我”和“您”對話方式，在一種限制性的敍述視角裏完成了對亡國原因的探尋，而對於發生在楚莊王身上和楚國的事情，則採用全知性的視角。

我們知道，敍事視角的轉變，不但能影響到敍述主體的立場和觀點，同時還影響到敍述者對於事物的感知和態度。在“我”和“您”的對話方式中，作者成功的拉近了讀者和庸君的心裏距離，獲得了對庸君的一種親近感，從而感受到庸君以仁愛為本的巨大魅力。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平等的對話過程中，“我”把亡國的事實一一說與庸君，對庸君的治國理念進行了一番批判，使庸君意識到，一個君王不但需要有一顆仁者之心，還要有胸懷天下的戰略眼光。而對楚莊王和楚國所使用的全知性敍事視角，則切斷了讀者對楚莊王的親近之心，從一開始，就自然的把他推到了一個接受審判的位置上。

另外，這種“後設敍述”的寫作策略，還有效地洞察了和親所造成的人性劫難。在《神鳥》中，不管是講求“仁義”的庸君，還是慣於玩弄權值某莊王；不管是實力強大的秦國，還是國力相對弱小的鄭國，都採用了“和親”這種策略，以犧牲女人的方式，或者換取國家的和平，或者為國家的發展贏得時間，或者等待最佳的時機發動戰爭。

但是，這種政治性的和親，在“我”看來，不但沒有給國家帶來真正的和平，相反，它是對女人的個體心性極端蔑視的一種做法，是漠視和侮辱個體生命的表現形式。在君王面前，她們只不過是“生物”般的存在，隨時都面臨生命的威脅，她們唯有在君王的淫威面前強顏歡笑，才能維繫沒有自我靈魂的生命。在這種情況之下，她們柔弱的肩膀上，又如何能肩負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沉重使命?

庸君本來想用和親來換取國與國之間的和平，但是，對於像楚莊王這樣的君王來說，和親只不過是他們玩弄的一個政治遊戲罷了，女人的生命在他們的眼裏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存在。與其說和親能制止戰爭，不如說它為野心的君王贏得了喘息的時間。

這樣，野莽對敍事視角的巧妙哂茫诙嘀貢r空，多重敍述的結構張力之下，把小說的審美意蘊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也深化了它的主題思想。

三

如果說，“後設敍事”的成功哂冒选渡聒B》的審美意蘊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那麼，意象的選取和語言的使用，則是促使小說成功的另外兩個因素。野莽選取了會飛翔的“竹鴉”，即“庸之神鳥”作為揭開古庸國神秘滅亡原因的一個道具，體現了作者對輕與重這對關係的辯證性思考。在小說中，作者借用南山叟之口說出了“輕，即是重，重，愈須輕”這樣具有深度哲理性的話。小小的“庸之神鳥”確實有能力擔負起使國家強大的重任，因為它能在敵人發動進攻之前就已經探取了敵國的軍事情報，庸國完全可以以逸待勞，提前部署打擊敵人的策略。如此知己知彼，焉能不百戰百勝?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飛翔的“庸之神鳥”還代表著一種活力，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只要神鳥能在天空裏自由飛翔，庸國就能發展壯大。而一旦神鳥的飛翔受到了限制，甚至失去了飛翔的能力，庸國也就失去了前進的可能。遺憾的是，庸君並沒有意識到神鳥的重要性，他否定了神鳥飛翔的合法性，甚至把三王子子惠私自放飛的神鳥也射了下來，以一種決絕的方式宣判了它的死刑。由是，滯重的庸國再也飛翔不起來。

野莽對“神鳥”這一輕盈意象的選取，和卡爾維諾的觀點取得了驚人的一致。卡爾維諾對未來千年文學的展望中，給出的第一個建議就是“輕逸”。他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正變得如石頭般沉重，面對這一令人沮喪的事實，作家們應該用筆努力消除這種沉重感，使世界重新獲得一種輕逸的詩性特質。當然，卡爾維諾並不是要求作家們逃避現實，把自己關在一個虛幻空間裏自娛自樂，他所謂的“輕”，是指在“嚴肅的輕”中感受世界的“重”。因此，他特別欣賞卡瓦爾康蒂輕盈的一躍。他說：“如果讓我為新世紀選擇一個吉利的形象的話，那麼，我要選擇的就是：超脫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學家詩人那機敏的驟然跳躍，這表明儘管他有體重卻仍然具有輕逸的秘密。”野莽選擇輕逸的“神鳥”這一意象，正體現了“詩人那機敏的驟然跳躍”。

除了選取輕盈的意象之外，野莽還在小說中使用了一套特殊的語言，寥寥數語之間，各種人物的性格特徵便躍然於紙上。

《神鳥》中人物眾多，除了那些重要的人物之外，如晝鬼、庸君、楚莊王、子惠等，還擁有一大批“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人物。由於小說篇幅的限制，大多數人的活動範圍有限，要把塑造這些人物的性格，如果只是從行動上來體現，顯然無法做到。這裏，作者最大限度的激發了語言的功用，賦予每個人以不同的語言，使他們各自操持一套不同的話語。這樣，作者便在他們有限的活動范周之內，把人物的性格表現得栩栩如生。野莽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具備詩情畫意，無法給讀者營造出一個詩意盎然的藝術世界。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種獨特的語言，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結果。在這裏，他不需要描繪出一個詩意的世界，而是要刻畫鮮明的人物性格。即便這樣，小說的語言也別有一番風味，它帶著一股平實的幽默色彩，令人回味無窮。

通過《神鳥》，野莽生動地再現了一個被歷史塵埃淹沒的傳奇古國。面對它由興盛走向衰亡的過程，作者不由得發出了一聲無奈的喟歎。在很大程度上，庸君這個人物形象寄託著作者的厚望：他是一個少見的講求“铡焙汀叭省钡木酰咕ㄟ^這種柔和的治國手段，使得人們真正享受到了安居樂業的人倫之樂，給血腥的政治添上了幾許溫情的色彩。然而，當庸君以“铡焙汀叭省钡姆绞絹硖幚韲c國之間的關係，放棄採用民間智慧，把晝鬼等人製作的巧器視為非法的東西，將其扼殺，終於把庸國帶入了亡國的境地時，又遭到了作者的強烈批判和否定。《神鳥》講述了一個國家的歷史，但由於作者不拘泥于具體的歷史事件，只是把它作為思考的一個入口、一個歷史背景。這使得小說脫離了具體歷史事件的限制，從而獲得了整體象徵的效果。因此，它更像是一個傳奇，一則寓言，一個警示。庸國的滅亡，對於今人來說，依然有警示的作用。

注釋：

①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06年第259頁。

②卡爾維諾：《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楊德友譯，第8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