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打来电话，新房子终于盖好了，准备近期搬迁，就在一切收拾妥停之际，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父母不愿意过去。

弟弟盖的新房在村东头的自留地里，与早几年前分居出去的三哥、四哥的院子紧邻，而老院在村子的最中央，来去大约五六分钟的距离。

弟弟做不通父母的工作，请至今还生活在村里的大哥二哥来帮忙，做了半辈子木匠的二哥一言不发，无人能猜摸到他的心思，而大哥的态度和弟弟是一样的，要搬一起搬，将年迈的父母留在老屋里，不仅没人照顾，主要的是会让村里人笑话，好像没有儿子养活似的。

无奈之下，弟弟打来电话让我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我口里应允着，心里却清楚的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父亲决定了事情，是不能改变的，这就是他的性格。

父亲不愿意搬迁，生气的弟弟说了许多气话，诸如今后不再养老父母了，或者是早知道你们不愿意搬迁就不盖那个院子了等等。

其实，我觉得还是沟通的问题，早在去年春节期间，在大哥的家里曾述及此事，当时在场的父亲就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管弟弟盖不盖房，他都不会搬迁，老院将是他最后的归宿。

父子之间只要坐下来好好商量，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尴尬和意外，如果弟弟在建房之初和父母谈谈心，那么父母今天的坚持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弟弟常年在外打工，很少有机会与父亲敞开心扉谈天，即使在每年春节团聚的几天里，所谓的亲人相聚也是匆忙和潦草，有时因为一些琐事，几句话不合就会争吵起来，最后总是闹得不欢而散。

在外习惯了自作主张的弟弟，在家也是如此，本来一句话的事情，却因为忙于盖房，就这样埋下了伏笔。也许在他心里，盖了新房，搬迁是一件不费周章的事情。搬几件家具自然是容易的，但人毕竟不是物品，何况是要搬离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屋，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体会的一种割舍。更何况，心里的栖息地是根本无法搬离的。

本来，在搬迁这个问题上，母亲还是赞成的，一方面，老房子由于多年失修，房背已经减塌得不成样子，尤其刮风下雨，屋顶不是漏雨就是墙缝漏风，几成危房。另一方面，弟弟在家排行老小，在农村，老人的养老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儿子，父母一般要随最小的居住，养老也似乎成了老小应尽的责任。

母亲这样想，不是没有例子，在同一个村子，生养5、6个儿子的老人没有人养活的比比皆是，看着年迈的老人像踢皮球一样，从这家踢到那家，这更坚定了母亲选择和老小一起生活的想法，即使生气吵架也不会改变主意。

可是临到搬迁时，母亲却改变了主意，任我在电话中怎么劝都不答应，她说在老院里住着方便。人上了年纪，对生活的态度和要求不像年轻人一样苛刻，随遇而安，舒心、顺心比啥都重要。

我知道她说的方便是指老屋里的土屋、土炕、土灶、土地，总之，离土近的东西她都喜欢，而新院里却处处透着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地是瓷砖的，灶是瓷砖的，墙壁也是瓷砖的，就连睡的炕也用瓷砖包了起来，看上去白的瘆人。

父亲和母亲一辈子都在磕磕碰碰中生活，很少有意见一致的时候，没想到在年纪大了，许多想法碰到了一起，尤其是在搬迁这个问题上却高度的保持一致，我知道母亲之所以这样，还有一个不便言明的私心，那就是父亲的“不良”生活习惯。

记忆里，父亲一直有捣罐罐茶的习惯，一个木制的方格桌，里面安放着一个搪瓷脸盆，脸盆里堆满了炭灰，俗称火盆，一个茶罐、一撮茶叶、一只茶蛊，便是父亲所有的家当了。印象最深的是在冬天的早晨，父亲早早起来，架旺火盆，将黑瓦罐里的茶熬的浓酽至极，一口口的呷着，显得十分舒坦和轻松。

由于常年烟熏火燎，老屋的墙壁和房顶都变成了黑色，几乎看不出木头本来的颜色，尤其是房顶上面的椽檩黝黑发亮，像涂上了一层黑色的釉子。为这母亲经常和父亲争吵，但是争吵过后，还得照样生火喝茶，因为对于父亲来说，这不仅是他的早点，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母亲之所以和父亲站在了一起，是担心搬进新房，同时也就意味着将那个陪伴了父亲大半辈子的火盆也要一起搬进去，而面对雪白的墙壁和簇新的椽檩，一旦生起火来吗，即使弟媳们不反对，他们也会过意不去。

说服不了母亲，只好告诉弟弟，在搬与不搬这个问题上，最好尊重父母的意见，千万不要勉强。搬有搬的理由，不搬也有不搬的好处。在城里，如果住房宽裕，父母一般都是和子女分开来过的，真正的孝敬并不一定要住在一起。有时候，距离近了反而生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不愉快来。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养老乡里和城市里不能相比，城里的老人有退休金，有养老院，乡里的老人只能依靠儿子。其实这是人们固有的思维和传统的看法，养儿防老虽然至今是广大农村的一种普遍看法，但前提是儿子首先是一个孝子，如果儿子不孝敬老人，养十个儿子也是白搭。

这尚且是极端的例子，摆在农村的现实是，随着更多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乡村几成空巢，出现了大量的空巢老人，所谓的养老变成了一句空话。虽然有些老人被儿女们接进了城里，但生活方式的不习惯，使他们如坐针毡，时间不长就要闹着回到原来的生存之地。

许多子女认为，只要能给父母多给点钱，就是孝敬，在他们心里，钱是万能的，有了钱就意味着有了一切，其实在偏远的乡下，有时候，钱往往显的很无用，既不能帮你干活，也不能帮你换成吃的，一日三餐还得亲自下厨。劳动惯了的老人，很少有闲下来的时间，大量的繁重的体力劳动都留给了他们，干不了也得干，直到干不动为止。

有一年夏天回到乡里，碰到一位小学同学的母亲，在田里间豆苗，站在田埂上聊了几句，才知道这位同学去新疆打工了，家里的农活没人干，虽然儿子数次电话来不让种庄稼，但劳动惯了的父母那里肯停下来，他告诉我，不种点庄稼娃娃们回来吃啥？不停地劳作已经成为他们一生的宿命。

母亲也一样，每年春节回家，我都看见她围着锅台转，这固然是儿子从远方回来了尽着花样给做好吃的，恨不能将在外一年亏欠的都补回来，但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发现，这并不是她在我回家的日子里才特意下厨做饭，而是她生活的一种常态。

忙月天弟媳一大早就去了外面忙活，做饭的担子自然落在了母亲的身上，闲月天睡个大上午也不起来，好像要把忙月天亏欠的所有瞌睡补回来，如果母亲不下厨做饭的话早饭就变成了午饭。本来与儿女们一起生活是为了照顾老人，使他们安享晚年，但现实中常常是老人伺候着儿媳。

在农村，所谓的“老了谁来养活”往往变成了儿女透支老人最后一点力气的借口，表现在具体行动上也就是“养老”变成了“养死”，去世了有个抬埋的人而已。活着就要动弹一天。有半口气就要出一分力。李敖先生历来主张对先辈“厚养薄葬”，而我们有许多人很奇怪，宁可厚葬，不愿厚养，世界是颠倒的。

事实上，作为子女，每个人都有抚养父母的责任，但在广大的西北农村，父母到底要跟谁在一起过活，基本还遵循着传统的观念。俗话说，树大分叉，人多分家，选择和老小一起生活，并不是老小一定要比其它子女承担更多的照料老人的责任，而这竟然成为一些不孝儿媳推卸责任的借口，只在逢年过节来看望一下算是尽了做儿女的责任，孝敬成了义务，亲情变成了亲戚。

这样想着，反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表面上看，父母与儿子们分开缺少了膝前的承欢，也没有了儿孙绕膝的热闹，但至少不再没日没夜的操劳，伺候了大的，还有小的；忙了家里还要忙外面，看不见的家务从早到晚做不完。如果想吃什么自己就做点什么，不想吃完全可以不用下厨做饭，软硬自己掌握，咸淡根据自己的口味，总之，不再担心这个，害怕那个，这是生活在城里的父母无法体会的。

按理说，年近八十的老父已经是儿孙绕膝，四代同堂了，这在过去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但摆在老人面前的却是“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树枝。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只在岁尾年节里才能感受所谓的天伦之乐，而这种短暂的快乐甚至来不及回味，就淹没在漫长的寂寞岁月里。

记得有一次我给父母电话一直没人接，当时还以为出去了，并没有在意，到了晚上再拨，仍然是无人接听的状态，心里就开始着急起来，母亲经常有把话筒放错的时候，导致电话拨不通的情况，但那是忙音，不至于处在无人接听的状态。那一夜，我一直在迷迷糊糊的胡思乱想中度过，直到天亮了才知道父母去了村头的三哥四哥家看门去了。

三哥与四哥住在村头的自留地里，房子一砖到底，屋内装饰的不比城里人的房子差，但就是没人居住。房子建起来三四年了，居住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半年时间。他们举家都在外地，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因为常年在外，父母便成了他们义务的保安，隔三差五的要去村头看门。

四哥家虽然养了一条狗，以便看家护院，但再聪明的狗也要人来喂食，父母不但要帮他们看家，还要帮他们看管这条形式上履职的狼狗。这更增添了他们的负担。好在三哥、四哥家离的近，与老院可以兼顾，否则得把老人分身才能周全。

就在我写作这篇文字时，距离给母亲上次打电话已经过去一周时间了，拨通了电话，才知道弟弟已经如期搬进了新居，父亲母亲仍然在老院子里生活，日子一下清净了不少，只是弟弟的两个小孩因为过分依赖爷爷奶奶，隔三差五的偷着跑过来蹭饭，晚上有时候也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