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目击了战争的野蛮和它巨大的毁灭力量，并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张爱玲，在一本小说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其时张爱玲正值一个女子青春妙龄的花季岁月，即使按现在的年龄计算，二十三四岁的年纪，也不过是一个刚刚迈进大学的女大学生而已，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上大学通常是为了寻得乘龙快婿的一种途径的旧中国来说，张爱玲的成名的确是破了天荒的。

让张爱玲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在60年后的今天，仍然被人们奉为经典，甚至影响到了一个个无辜的孩子。出名要趁早呀，在今天看来，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已经是浮世绘里的凄凉人生了。

自从年仅3岁的张欣怡成为春晚舞台上历年来年龄最小的孩子后，全国不知有多少孩子在他们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的时候被家长剥夺了他们的童年和远离了他们应该拥有的快乐。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被当代人解读和演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个个咿呀学语的孩童在镁光灯下跨步扭腰，比鸟叔还牛。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自然是难以收回，但如果张爱玲还在世，一定会为自己的这句话加上新的注释。出名要把握好时机，并不是越早越好。

假设终归假设，其实张爱玲说这句话，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近日读《张爱玲在美国》，里面对张爱玲成名前后的一些文事有详尽的记载，很能说明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1943年春，张爱玲写下了两篇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她为了发表而事先做些准备工作。这几乎和当今的文学爱好第一次投稿时的心态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她不是将写好的稿件装进大大的信封投进邮箱的，更不是轻点鼠标，以电子文本格式发给了杂志社，而是带上稿件亲自登门拜访。

司马新是这样描述张爱玲去杂志社送稿的：在一个早春的下午，张爱玲穿着一袭鹅黄色旗袍去见周瘦鹃。初次见面，周只是对张爱玲的仪态印象很深，等到精读了她的小说后，对她的杰出才能印象更深。他希望张爱玲愿意将小说发表在（紫罗兰》上．她欣然同意。稿子排版结束后，张爱玲邀他一起喝下午茶以志庆祝，届时并可一读校样。茶点设在赫德路公寓的寓所，准备得相当梢致．有奶茶和西点。这两篇小说相继发表在五月和六月两期的（紫罗兰》上。

初次投稿的人，为了提高命中率，往往抱着着一女二嫁，甚至三嫁的初衷，四处撒网，广种薄收的心理，也许是因为首战告捷，在拜见周瘦鹃之不久，她将她的另一篇小说奉呈给一位叫柯灵的主编去看，柯灵是当时《万象》杂志的主编。

因为受第一次的感召和鼓励，这次她穿着一件优雅的带碎花旗袍，夹着一个报纸包，里面放着她的小说（心经》的稿子，她向柯灵作了自我介绍。柯灵已经看过载在《紫罗兰）上她的小说，正在为如何才能招募她来投稿而搜索枯肠，见到张爱玲出现在他门口的石阶上，真是喜出望外。这篇新小说很快发表在（万象》上。

关于张爱玲的这两次投稿经历，让人不禁想起多年前一部悄然走红的文艺片《花样年华》里的张曼玉。穿着一袭华袍，动作袅娜多姿的出现在带着圆形茶色眼镜、整天与文字耳鬓厮磨的编辑面前时，则无异于他们阴沉的天空里出现了一抹亮光，别说在那样一个时代，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会让人对她腕下里用旧报纸包裹的书稿多出几分联想，即使那是一堆无法拼凑在一起的碎布头。好在她对自己是自信的，成功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

随着这些小说的向世，张爱玲的文学事业青云直上．很快又连续发表了十五篇小说，包括著名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等。在日军占领下，上海文坛上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新秀，十分引人注目，轰动一时。

声誉鹊起之后，杂志和书籍出版商急切地要求她供稿，而左翼作家如柯灵和他的朋友则叮嘱她暂时搁笔，不如等到上海光复后东山再起。（万象）出版商平襟亚也是一个旧式小说作家，是中央书局的主管，建议出版一本张爱玲小说集。

张爱玲找柯灵磋商想找一位出版商，但是柯灵亲切地转达了他的左翼朋友们的观点，那便是先按兵不动，等到适当时机再出版不迟。张爱玲的答复是胸有成竹的，她必须“趁热打铁”。她的小说集取名为（传奇），送交杂志出版社付印。1944年出版，销路旺盛，九月份又出了第二版。1944年1月，张爱玲的散文集也付印了，取名为《流言》。

这时的张爱玲真是春风得意，但并不是忘乎所以，对于自己的前途，她仍然是悲观的。她在《传奇》再版序言中关于她之所以匆忙出版的一段话，就像是对柯灵一种委婉解释：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所以有人把张爱玲不听柯灵的劝告和匆忙出版自己的作品归结为张爱玲经济上的拮据和为了满足自己有品位和有情调的生活并不准确，在柯灵答应由他们代为预付稿费的情况下，既可以解决了她的生计问题，又保全了所谓的名节，这样的好事，张爱玲比谁都明白，因为对当时的上海来说，无异于是一座文艺空城，所谓的繁华，也不过是鸳鸯蝴蝶派带来的表面繁荣。

也有研究者认为，张爱玲的脱颖而出，与四十年代的上海社会环境有关，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后，茅盾、沈从文等老一辈作家都离开了北京和上海，文坛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真空，新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出名。这是典型的占位说，与张爱玲遭遇到的实际情况严重的不相吻合。

较为可靠的说法是，许多严肃文学杂志在日伪政府的打压下停刊停办，他们欲通过配备作家来振兴他们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但他们又招不到符合他们自己宣传需要的文艺作家，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又不愿意投靠他们，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们为了抑制左翼作家的作品，对张爱玲这类非政治性文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现在看来，如果错失了这个机遇，今天的张爱玲就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张了，张爱玲的文字也许会沦为另一种宣传的工具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