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一个经济社会和物质时代，诗人的生存处境的确不是让人那么乐观。小说的商业化和散文的谄媚讨好让文学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就连口吃的作家也成为公共舆论平台追捧的娱乐明星，唯有诗人，成为这个社会上的多余人。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诗歌的边缘化，让诗人已经沦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拯救诗歌，先从拯救诗人开始！就像诗歌的独立，先从文学自身开始一样！

■一个人的成功固然有贵人的相助，但贵人的出现往往取决于有准备的头脑，或者说不辜负贵人的殷切希望，否则不是浪费资源，就是营私舞弊了。当年周玉清先生鼎力相助马萧萧，谁能说这是走后门？我不知道，这年月像马萧萧一样的千里马还多不多？但像周先生一样的伯乐实属不多见了！

谁来拯救诗人这个弱势群体

在爱诗人眼里，诗人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称呼，也是一个光彩的头衔，它虽不是一个可以终生依靠的职业，但却让那么多人孜孜以求，它虽不是一个可以升官发财的职称，却仍有不少人奉为圭臬。

在文人雅士之间，诗人是精神贵族；在世俗者眼里，诗人是玩世不恭的生活乞丐！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不同的人眼里，诗人有着不一样的概念和定义！

亦褒亦贬，诗人仍然我行我素，绝不会因为溢美之辞而忘乎所以，也不会因为时人的贬损而弃之敝履。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一个经济社会和物质时代，诗人的生存处境的确不是让人那么乐观。小说的商业化和散文的谄媚讨好让文学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就连口吃的作家也成为公共舆论平台追捧的娱乐明星，唯有诗人，成为这个社会上的多余人。

北京诗人洪烛曾经说过，“必须承认：诗是文学中惟一未被商品化的一种文体，这既是它的高贵之处，也意味着它的孤绝之境。当整个文学向金钱或权力看齐的时候，“无用的”诗歌注定要落伍，于是，诗人仿佛也成了文学界的二等臣民。”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诗歌的边缘化，让诗人已经沦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拯救诗歌，先从拯救诗人开始！就像诗歌的独立，先从文学自身开始一样！

无独有偶，就在今天，无意中在诗人马萧萧博客中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如今，还能有哪位诗人能像我一样遇到这样的贵人》。诗人马萧萧在该文中用深情的笔触，回顾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的遭际和在人生紧要关头得到的贵人相助的感人经历，让人不禁为之唏嘘。

用马萧萧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和殷殷教导，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他在文章末尾感叹道：“如今社会，哪位诗人想要像我一样遇他们这样的贵人，恐怕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当年的周玉清写不写诗，这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我所关心的是，像他那样的高官在当年能为一个写诗的少年倾注那样的多的心血，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要说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的“一条八元的烟、一小袋一元六角的水果”，在如今的社会，你就是带上进口洋烟抑或金卡银卡也难进这样领导的大门了。

我想，作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周玉清，当年之所以竭力推荐一个素昧平生的诗歌少年，绝不可能是以权谋私，更不可能是因为人情关系，而是源于他一腔拳拳爱才之心。

我曾不止一次在马萧萧博客中看到不少文朋诗友将其称为萧萧马一匹，在这里，我更愿意将其看做是一匹千里马，如果没有周玉清这样的“伯乐”去发现，当年的“中国十大校园诗人”，在今天仍然“泯然众人矣！”也不是没有可能。

没有人为献身诗歌而愿意做斗风车的堂吉诃德，也没有人为追求单纯的自我成功而拒绝好心人的帮助。只是，这样的好事不是人人能遇到的。

一个人的成功固然有贵人的相助，但贵人的出现往往取决于有准备的头脑，或者说不辜负贵人的殷切希望，否则不是浪费资源，就是营私舞弊了。当年周玉清先生鼎力相助马萧萧，谁能说这是走后门？我不知道，这年月像马萧萧一样的千里马还多不多？但像周先生一样的伯乐实属不多见了！

诗歌振兴，如果不能用金钱的堆砌抑或政府文化工程的拯救来获得成功，那么诗人的拯救寄望于政治人物的眷顾，显然是危险的，因为那个清洁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诗人唯有在自己脸上留下伤痕，才能为自己作证，为诗歌作证、更为这个时代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