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九月诗刊》，我就不由想起俄罗斯的《现代人》杂志和美国的兰登书屋。如果没有这两家出版单位，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优秀作家，也许就永远与我们无缘了。比如，如果没有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我无法想象陀斯托耶夫斯基会继续坚持他的写作。同样，如果没有兰登书屋的老板，我也怀疑美国人是否会接受《尤利西斯》。

▲很显然，《九月诗刊》还不能跟历史上这些杂志相比，作为民刊的灵魂人物黄昏先生，也无法达到那个时代文人的精神高度，但他之于《九月诗刊》，绝不亚于鲁迅之于《雨丝》和徐志摩之于《新月》的重要性。他孜孜不倦的追求所显露出的高贵品质，已足以让我们通过《九月诗刊》怀念那些伟大的同行。

一份民刊的品质

李天琪

国庆前夕，黄昏老师给我寄来了他的诗集《那些消逝的事物》，和诗集一同寄来的还有两本他主编的《九月诗刊》。

在全国为数众多的民刊中，《九月诗刊》名气不是最大的，但却是值得每一位独立思考和写作者所不能忘记的。

它的沉潜和大气，它的典雅和朴素，它的执着和耐心，在文学界，更准确的说是在诗坛上，赢得的声誉，已远远超出了一些所谓的国刊所享有的地位。

和《九月诗刊》同在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诞生的还有一本著名的民刊，这就是由诗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我一直在想，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何以在一个生活节奏最快，物欲化最严重的环境里，能生长出这样一本卓然独立的民刊，不能不让人深思。

捧着这两本沉甸甸的刊物，用“素衣书影”和“厚重大气”这样的词语，还不足以表达我对《九月诗刊》的第一印象。一份民刊，办成如此水平，真的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在普通人眼里，作为一份民刊，能保证正常的生存和运转，已属不易，至于追求刊物更高层次的品质，那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这些对于《九月诗刊》来说，都不是问题。

看到《九月诗刊》，我就不由想起俄罗斯的《现代人》杂志和美国的兰登书屋。如果没有这两家出版单位，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优秀作家，也许就永远与我们无缘了。比如，如果没有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我无法想象陀斯托耶夫斯基会继续坚持他的写作。同样，如果没有兰登书屋的老板，我也怀疑美国人是否会接受《尤利西斯》。

从《九月诗刊》中，我也欣喜的看到了我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文人文学和思想家文学的传统和精神，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在一些文化精英身上得到很好的延续和保存。很难设想，没有《雨丝》的左翼作家联盟，或者说没有《新月》的新月派，该以何种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我国现代文学该是多么的寂寞和苍白。

很显然，《九月诗刊》还不能跟历史上这些杂志相比，作为民刊的灵魂人物黄昏先生，也无法达到那个时代文人的精神高度，但他之于《九月诗刊》，绝不亚于鲁迅之于《雨丝》和徐志摩之于《新月》的重要性。他孜孜不倦的追求所显露出的高贵品质，已足以让我们通过《九月诗刊》怀念那些伟大的同行。

办民刊的艰难，大概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真正深知和体会。在主编黄昏眼里，坚持就是一种品质，他在一篇后记中这样说：“一个民刊，三年打基础；能坚持到五年以上，良性发展，就是一件好事。《九月诗刊》是在经历了四年的自筹经费以后，才纳入韩山师院诗歌创作研究中心的旗下，不是被招安，这是资源共享。”

他这样认为：“《九月诗刊》在开局的几年里，扎扎实实打下基础，做出成果做出影响，对韩山师院的诗歌创作和研究有所帮助，他们才会在经费上给予支持。即使这样，《九月诗刊》依然走民刊的路线，坚持民间立场，坚持一贯的办刊理念和方向，不会因此而改变。”

我注意到，仅我手边拥有的这两本刊物来看，除大容量和集束性的推出当代诗人力作的同时，在其“九月发现”和“九月星空”的栏目下，许多新鲜的诗歌和陌生的名字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仿佛看到，黄昏先生一边不仅从芸芸众生中，从浩如烟海的文字密林中，从一盏盏彻夜亮着的灯光下，从一页页博客的页面上，把许多优秀的青年挑选出来，而且用力把他们举出水面，让他们展露自己的才情，让民间文学的力量如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

黄昏不仅办刊，他自己也写诗，而且产量不低，他在打理好诗刊的同时，也在经营着自己的菜园，而且写诗办刊两不误。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九月诗刊》每期的卷首语都是由他亲自主笔，而且篇篇都是精品。在国内的一流杂志上，只有《中国国家地理》的单之蔷才能做到。

谈中国当代文学，不能绕过这些在物质和精神重压下卖力生长的民刊，在中国文学的刊物中，《九月诗刊》的不凡之处，在于它从来不用俗气的眼光看待文学，从来不追名逐利，人云亦云，它总是一贯的追求文学的本真价值，从不喧哗。

这样一本杂志，注定是一本真正的，真诚的心灵导师，它向社会向文学界推出青年才俊时，总是不计个人得失，它用自己的耐心，接近读者，温暖着每一颗在低温下突围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