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明明印着我的名字，不能说不让我疑惑。世上重名重姓的人很多，但连生活经历都一摸一样的事情毕竟少见，何况文章就是以我的口气和经历写成的。我也知道，欺世盗名的事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但像我这等凡夫俗子，既无名，又无权，名字可以说是一钱不值，盗取又有何用？

我只知道，口头的感谢、物质的感谢、表扬信式的感谢，还有赠送锦旗那样的感谢，甚至在上个世界二三十年代，一些文人掏钱在官办和民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感谢，但我至今都没有见过、甚至听过无怨无悔帮别人写稿帮别人发稿这样的感谢。

这个年代，盗名欺世的人太多了，有借他人之名谋取私利的，也有借他人之名捞取名声的，显然，老师任何一种都不属于，至于我，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何来盗名之实。

不仅仅是怀念

李天琪

这是几年前发在《天水日报》上一篇小文，记得第一次看到时还真的让我吃了一惊，我从没写过这样一篇文章，更没向那一家报社投过稿，遑论发表。但报纸上明明印着我的名字，不能说不让我疑惑。世上重名重姓的人很多，但连生活经历都一摸一样的事情毕竟少见，何况文章就是以我的口气和经历写成的。我也知道，欺世盗名的事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但像我这等凡夫俗子，既无名，又无权，名字可以说是一钱不值，盗取又有何用？

因为，这篇文章关涉一本书的出版前后经过，于是我试着拨通了恩师的电话。果不出所料，稿件是他写的，也是他递给报社的，一切不言自明。

是的，作为独子，自从儿子去世后，老师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靠翻阅儿子生前留下的遗稿打发时光，靠回忆的文字抚慰心中的伤痛。

老师是爱文字的，作为红学研究会的最早的一批会员，他经常在全国各地一些红学研究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论文，他喜欢《红楼梦》甚至痴迷到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他曾经亲自用手工制作了一个沙盘，用上好的木料制作了荣、宁二府，其奢华和精致程度胜过时下一些售房部制作的楼盘模型。

本来，写这样一些回忆文字，在我看来并不觉得稀奇，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老师为什么要署上我的名字在报上发表，并且将报纸邮寄给我呢？

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抚慰伤痛》已经写得很明白了。我的理解，恩师在雅星遇难六周年之际写下这样一些纪念文字，本在常理之中。而这样一篇纪念文字，理应由我来写，令人遗憾的是，那时，我却保持了沉默。

在我于报刊上聒噪的众多的文字里面，没有对这本书，这件事有关的任何片言只语，不能不说这是一件憾事。现在想来，老师是多么需要安慰啊！人在心灵最困难，最脆弱的时候，一两句安慰的话是多么的珍贵！

回忆，有时候真象是冬天里的一缕火苗，或者是寒夜里划破冰冷夜空的流星，虽然麻木的肉身已经对温暖失去了知觉，但却能点燃微弱的心灵之火。老师就是依靠这种微弱的烛焰温暖着自己，也感动着别人。

老师以我的名义在报上发表的这篇文字，不仅仅是怀念，透过这些令人伤心地诉说，我读到既是他失去爱子痛彻心扉的伤痕，也是透过雅星的遗作《流星吟》流露出的无限感伤。尤其令我震撼的是，即使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老师也没有忘记对《流星吟》的出版付出过劳动的每一个人的感恩。

在《流星吟》出版后，老师几次来兰州看望从出版社副总编退休在家的谢昌余老师，他不仅为《流星吟》写序分文未取，甚至还免去了近三万元的出版费用。谢老是爱才的，更爱好的文章。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曾经在全国引发了一场针对朦胧诗的大批判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就是在他执掌《当代文艺思潮》总编时由他亲自签发的。他跟我说，为亚星出这样一本书，并不是出于同情，而是从这些零星的文字里，可以看出一个天才少年的睿智和才华，很有出版的必要。

在谢老手下编辑和出版的好书不少，我在出版社那会儿，他正在忙着周作人的《苦茶》的首版编辑工作，他曾经送我一套由王蒙、邵燕祥，舒展、郁秀等名家联袂出的杂文选辑，这都是由谢老责编的。那时自费出书的风气甚嚣尘上，只有那些名家的作品才能享受免费出版的份儿，而且还有很高的版税，谢老给了亚星《流星吟》和这些名家出书一样的待遇，实属罕见。

每次来兰州，老师都要先给我打电话，然后和我一起去广场东口省文联家属楼拜访谢老，有时由于工作忙，他自己来不了，就让上兰州顺路的老乡捎带点家乡的特产由我亲自给谢老送过去。

和对待谢老不一样，老师对我的帮助和关怀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当然在经济上也没少支援，1996年，我在甘报社后门的自由路上开了一家书店，老师知道我资金紧张，通过汇款给我送来10000元，这笔汇款直到几年之后我才知道是老师从银行给我借贷的，他一直帮我垫付利息。

但是，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老师居然以这种方式，自己作文，自己交给报社发表，最后将这篇发表有我名字的报纸邮寄给我。我真的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感谢能比将文字发表这种礼物更能表达一个人心底的感谢呢？

我只知道，口头的感谢、物质的感谢、表扬信式的感谢，还有赠送锦旗那样的感谢，在上个世界二三十年代，一些文人掏钱在官办和民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感谢，但我至今都没有见过、甚至听过无怨无悔帮别人写稿帮别人发稿这样的感谢。

这个年代，盗名欺世的人太多了，有借他人之名谋取私利的，也有借他人之名捞取名声的，显然，老师任何一种都不属于，至于我，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何来盗名之实。

十多年了，十年前，老师写下这些文字，不仅仅是怀念。今天翻检旧物，翻出这篇几近发黄的剪报，贴在这里，也不仅仅是感谢！

附：

抚 慰 伤 痛

李天琪

姚雅星遇难六年了。

六年来，我作为雅星父亲的一位学生，目睹了我的老师一家失去雅星所经历的一幕幕悲惨情景。雅星遇难后，我参与了帮助老师一家收集、整理雅星遗稿的工作，想借此来消磨时间，让时间来慢慢抚慰生者的伤痛。但遗稿收集起来，大家都觉得挺不错，而且雅星早有要在十九岁完成一个散文集的愿望，于是就托人捎给了谢昌余先生斟酌，看有无出版价值。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我因为在兰州一家报社打工，姚老师便托我与谢昌余先生联系。那时，这些遗稿已经在谢昌余的朋友手中传看了很长时间，完了到了谢老手中，谢老决定要为姚雅星出版一个集子，来“告慰死者、抚慰生者、也不要让雅星—这颗流星的光泯灭”。

在我与谢老接触过几次之后，由于我爱好文学，谢老便喜欢上了我，并提出要给我在甘肃人民出版社介绍一份工作，让我一面打工挣钱，一面协助他把雅星那些遗稿重新选择，按照同龄人的眼光进行整理。就这样，我在谢老身边工作了半年时间。每天，我干完《老人》杂志社分配给我的编务任务后，就是在谢老的指导下，为雅星抄写、选编书稿。这种工作挺费神，有时顾不得热，顾不得累，甚至顾不得饿，整整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如期交付谢老。又经过谢老的精心编辑、代序、姚雅星的唯一遗著——《流星吟》终于出版了。

在这期间，我亲眼见了谢老为出版《流星吟》所付出的艰辛和倾注的感情，也聆听过谢老编辑这本书的想法和对书的评价、关于这些，他在“代序”中都有详细介绍。我曾把谢老为编辑《流星吟》所做的一切都转告过姚老师，姚老师在《后记》中也殷切致谢，但感谢话，都被谢老一一删去了。谢老认为，为一个不幸的少年出版遗著，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尽的力。抚慰一个不幸家庭的伤痛，也是大家义不容辞的，有什么被致谢的必要。由此，我深深懂得了一个著名的文化人，是如何惜才、爱才和珍爱民间文化的。一个英年早逝的少年，身后能受到谢昌余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的赞扬，该是他最高的荣誉了。雅星“那颗创痕累累的心”，在九泉之下，也该真正受到“慰藉”了。

我在出版社打工的时候，因受到高层次文化的熏染，使我深深爱上了传播文化的事业。所以，《流星吟》刚一出版，我便辞去了在出版社打工的那份活，在出版社旁边办起了“求实书屋”，做起了文化生意。我的流浪生活，从此有了个安静的落脚点。我是因了雅星的事，才走上了这条路的，也算是我和雅星有缘分吧，是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每当我翻开《流星吟》，就会产生万般感慨，我的泪水就会不断地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