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是教师节，什么文字都没留下，无话吗？不是，有关这个话题，有好多话要说。

必须承认，有些话不是想说就能说的，尽管我很想说，但那种预设的庆祝，更多的是一种仪式而已。写那种景上添花的东西，我不习惯。

其实每个日子都有值得纪念的意义和理由，就看我们如何态度！

教师节过了，大锅饭似的感恩消停了，生活进入了正轨，上课、下课，时间被课程表整齐分割。应该说，有关教师节的任何回忆和纪念的文字都尘埃落静了下来，然而，却总有一些思绪让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借着这个逐渐远去的感恩节，我将记忆的线索伸向了记忆深处......

回忆我的一位小学老师

我不知道，现在的乡村小学还有老师打学生的现象没有，反正在我的记忆里，老师打学生，应该是家常便饭。

上学迟到，要挨打，调皮捣蛋要挨打，课堂回答问题也要挨打。如果说，调皮捣蛋挨打是罪有应得的，那么，脑袋天生是一个榆木疙瘩的话，你就无法拒绝这种特殊的礼遇了。

同样的，我也没有躲过老师教鞭的惨痛教训。不过，这次经历，并非是我调皮捣蛋，也非没有回答出老师课堂的提问，而是一次别样的勤工减学的经历。

老师叫李四生，在家排行第四，所以叫四生。他还有一个外号，叫李清华，说起这个外号，还有一段来历。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国家刚刚恢复高考制度最初的几年，他数次参加高考都因为报考清华大学而失去了其他学校录取的机会，但它始终不改其志，最后落得在村小就业的机会，而且还是民办身份。因此一些好事者就给他取了一个李清华的外号。

事实上，我这样的小学老师有好几位，但随着岁月的变迁和人事的倥偬，大都已经面影模糊了。由于不能转正，待遇又低，终于熬不住清贫的日子，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外出打工，唯有这位李老师苦苦的守着这样一份事业，坚持着自己最初的志向，对他记忆深刻，但并不是因为这个独特的外号的缘故。

有过八十年代小学经历的人，想必对于勤工俭学应该不会太陌生。当然这与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不同，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比如上山挖草药，为了贴补学费和书本费，比如摘树子，为了给老师买粉笔和墨水，再比如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为了给学校节约开支和降低劳动成本。总之，物质的贫乏，赋予了那时勤工俭学别样的意义和色彩。

实话说，我是喜欢这种集体劳动的，一个词——“热闹”。所以每次出去劳动，我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干活也卖力，印象中好像我因此得到过一个劳动委员的职务，除了外出劳动，更为重要的是负责校园和教师的日常卫生工作。同学少年都不贱，那时还不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字，更没有读过她的任何文字，但少年的那份天真和单纯，却是共同的，无所谓贵贱之分。

所以即使学习不行，但劳动积极的话，照样可以得到老师的青睐和恩宠，现在想来，那时我还是老师的一个大红人呢，但是，我并没有得到大红人的好处，反而因此得到一顿教训。

那时李老师刚刚结婚，由于弟兄多，妯娌之间经常产生矛盾，于是在结婚不到一年时间就分家另过了。因为是民办，待遇低，家里常常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老师是好老师，也是好丈夫，为了不让新婚的妻子累着，经常是忙了学校忙家里。在农村，农活多的就像庄稼地里的杂草，扒了一茬又一茬，永远都在做着干不完的体力活。每天上课铃响过三五分钟后，才会看到老师绾着沾满泥巴的裤腿匆匆忙忙的走进教室的情景，迟到是常有的！

记得最清楚的是，上小学五年级那时，我们全班才一共五个人。为了弥补撂下的功课，有好几次，老师把我们领到了他的家里，让我们坐在他家的炕头上给我们上课，那种情景，现在想来也历历在目。

下课了不是在操场上疯跑和打闹，而是在老师家的院子里帮他们拨苞谷皮。按理说，对于毕业班的同学们来说，这种勤工俭学的劳动完全可以豁免，但是对于李老师的这种要求和做法，仅有的几个同学都表现出不满，但没有人愿意说出来，什么都敢于抢先的我当然不甘人后，趁老师不在的时候，就偷偷的他的办公室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发泄了不满。

那天下午，由于当时在外面玩的太疯，竟忘了在上课之前擦掉，当老师走进课堂发现黑板上骂他的字迹时，他震怒了，一看字迹，他就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他并没有点名，而是装模作样的挨个儿调查，随后就把矛头直接对准我，桌子上的木尺打断了，他就用脚踢，直到一位偷偷溜出教室的同学将这件事告诉给了下地干活的父亲，匆忙赶来时，他才罢休！

那一年，我没有再去学校，也没有参加当年的小学毕业考试，而是在家休学了一年，第二年直接进了乡办中学。至今我都没有小学毕业证书，尽管这样的证书已经可有可无了。

所以，小学生活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并不好，更无快乐可言。

我并不是一个记仇的人，也许当时有些怨愤，但那种少年的意气早已随着岁月的风蚀早已湮灭了，退色的记忆只有唏嘘和感慨。后来我曾经回过几次家，听老乡们说，李老师终于转正了，但愿转正了的他现在能安心教好娃娃们，不再为那些家务农活缠身影响正常的教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