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如果于欢有罪，畸形基层社会秩序更是十恶不赦

文/姜诗华

辱母杀人案经过其实并不复杂，母亲经营企业因资金周转不灵，借高利贷周转，被恶意追债并限制人身自由，其间母亲受到追债人巨大凌辱，挣扎了6小时，其间经过了警方象征性出警之后，绝望的于欢忍无可忍拿起了刀，一死三伤。于欢，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山东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然而，随着细节的接连披露，当地公检法部门肯定没有想到，这一判决会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以至于让他们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候提前感受到夏天的炙烤。

坦率的讲，我不赞成对于欢做无罪辩护。但追问辱母杀人案：如果于欢有罪，畸形基层秩序更是十恶不赦

反思一：高利贷下的民营企业之艰。

这起血案之由是母亲苏银霞的债务纠纷：苏此前曾为公司生产借了100万元高利贷，月利息10%，但无力偿还。事实上已经还了180多万，只是按照高利贷的算法无法还清。试想一下，苏银霞为什么为借高利贷。众所周知，借高利贷无疑与黑社会打交道，她什么不向银行贷款度过难关呢？

当然，这样的追问无疑让围观者呵呵。民营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在银行眼里早就是低人一等。民营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案发地山东聊城独有，除却新闻联播里特写地域，而是普遍状态下小微企业的资金融资难的现状。所以，苏银霞只能借高利贷。也只有高利才能贷给她。这是万恶的第一步。

反思二：市长热线拨打四遍无果。

没有人愿意主动愿意采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办法，更何况是在本案中处于弱势的于欢一方。他们也向反映问题，但据南方周末的披露，市长热线拨打四遍无果？试问这样的热线比寒风都冷，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但事实上，这样的热线也许不止一个地方存在，且被当做为民办实事的政绩炫耀。市长啊，这热线您没事也拨打四次。

反思三：当地警方的作为与不作为

在该起案件中，警方出警了，但四分钟的出警仅仅一句“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就草草收兵。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没有对这起案件的恶性发生起到任何作用。如果是雷某案是乱作为，这起案件典型的不作为。

但当地警方也有作为的时候：比如案件发生后，他们对吴某涉黑很快进行了查处。试想，如果没有这起案件，是不是吴某等人还在逍遥法外呢？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讨债人之前就曾经涉及到一起交通肇事案，将14岁女孩撞死，赔偿二十多万了事。这当地的警察号称抓不到人。原来这罪犯大摇大摆的放起了高利贷？如此畸形的基层社会秩序，何言公平？当地公检法在其中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是不是推波助澜甚至利益往来充当保护伞？即使弱势利益群体很难产生利益输送，但也不能当官为民做了主，指定回家卖红薯吧？这是群起公愤的最主要原因。

反思四：贫富分化后弱者的尊严诉求已被强者无底线的践踏

我们注意到这样两个细节：被害人家属出要求追求于欢刑事责任，还向被告于欢索赔800多万赔偿。显然，这是被害人的人命钱。但被害人生前涉及到的交通肇事案件，将14岁女孩撞死，赔偿二十多万了事。同样的人命关天，为什么赔偿数额有如此巨大差异呢？

第二个细节是：于欢的母亲遭受到巨大的凌辱。这也是于欢奋起暴力反抗的最直接原因。在追债人看来，不还钱就应该承受一切，尊严算个屁。甚至穷人俨然已成为某些人变态狂欢的愉悦工具。

本案还有很多细节，不必一一详细细说。但以上简单的四点反思绝不是只有案件发生地存在。本来，舆情不应干预司法。但前提是司法必须公开公平公正。但现在看来，中国司法很需要舆情尤其是民意关注，如果于欢有罪，畸形基层社会秩序更是十恶不赦。

还是那句话，我不赞成于欢最终无罪，就像雷某案，但罪不至死，最大的罪过不是于欢，而是严重畸形的基层社会秩序。当我们有关部门发言人身穿西装在电视上如此义正词严的表态“涉及到相关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我只能呵呵了，怎么查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他们从不主动发现。就像这起案件中的警方“要账可以，别打人”。似乎不出人命那都不叫事。现在，事大了，事情大得连吃瓜群众都无法淡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