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

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陈念文  郭辉东

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问题，是关系到科学教育长远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密切关心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早在一八三八年就从事了物理、化学中原子问题的研究，发表了《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差异》的著名论文。一八四九年和一八五O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移居英国以后，在从事革命活动、著述《资本论》的同时，马克思仍然密切注视自然科学理论方面的最新成就。“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马克思还在自然科学理论的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在数学领域更是有独到的发现。恩格斯在天文学、力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原子论、天体演化、能量守恒、生命起源、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等基础理论，作了系统的深刻分析，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提出了英明的科学预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特别强调加强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现在甚至连最没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离开理论自然科学也不能前进一步”。列宁研究了十九世纪末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并对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作了科学的概括。为了实现苏联全国电气化的计划，列宁特别重视作为技术基础的物理学，并发起成立了许多物理研究机关。毛主席同样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密切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还刻苦钻研了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等，特别是对天体演化、基本粒子、生命起源三大基本理论的发展尤为关注。毛主席强调指出：“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自然科学，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问题的理论和实践，遵照毛主席的科研路线，对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了尽快把科学技术工作搞上去，今天，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自然辩证法，使自然科学理论研究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自然

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

哲学和自然科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是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还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这是一种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混淆起来，企图用哲学来解决一切具体科学问题的资产阶级哲学偏见。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虽然哲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应当坚持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是，它决不是各门自然科学的本身，决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

大家知道，在古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科学还没有分类，各门自然科学没有成为独立的学问，人们对自然的知识往往包罗在哲学之中，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愈来愈发达，知识愈来愈丰富，各门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科学。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不同，它们依据对具体科学材料的分析和实验，了解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特殊规律，解决各门科学的具体问题。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概括各门具体科学的成就，总结物质世界中人类思维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用以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所以，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不论对各门具体科学或哲学的发展来说  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但是，唯心主义者看不到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这一进步的客观进程，仍然企图用哲学来解决一切具体科学问题，把哲学作为无所不包的“科学的科学”。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科学的科学”的看法之集大成者就是黑格尔。他不是从实际材料出发，而是采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把各种事实塞进他的原则所规定的框子里。在他看来，哲学是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自然科学只不过是逻辑学的应用。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就包括一切科学，而且认为一切科学都达到了自己的顶点。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企图充当“科学的科学”的旧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公开宣称：“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只能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指导我们研究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自然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唯物论和辩证法是我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来研究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能深刻地认识自然，揭露自然界的内部矛盾，掌握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恩格斯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自然现象，在自然科学许多方面都提出过英明的预见。例如，他提出的辩证的新原子论，揭示了原子无限可分的性质，远远超过了当时物理、化学发展的水平，为后来的基本粒子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反，著名物理学家萨迪·卡尔诺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即在  能量守恒定律发现前二十年就研究了机械运动与热的关系，他几乎已经达到在理论上作出机械运动和热相互转化的正确结论，可是由于他蔑视哲学相信热质学，致使当真理碰到了鼻子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伟大作用。我们反对用哲学来代替自然科学，反对以哲学概念的空洞议论来代替科学研究的实践，这绝不意味着贬低或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我们在向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努力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战胜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

把具体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

是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真正任务

理论和实践应该是什么关系?要不要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要不要把具体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怎样才能揭示自然界的本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呢?毛主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就必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加强理论研究，进行理论思维，把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提高到理性认识。各门自然科学理论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例如，生物学理论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接触到外界的各种各样的虫、鱼、乌、兽，各种各样的草、木，看到它们的不同特点、生活习性和用途，逐步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生物学工作者对积累起来的感性材料，进行抽象概括，舍弃各种动植物的个别的、次要的、具体的特征，概括出它们一般的、主要的、共同的本质，从这些动植物的各种不同的具体形态中抽出它们的共同生理结构，从它们的不同生活习性中抽出它们的共同生活规律，从而认识到所有的动植物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都能跟外界发生新陈代谢作用以自我更新，都能从小到大地生长并繁殖后代，都有遗传变异的特征等等。这样，人们就把握了一切动植物的一般的、共同的本质，从而形成生物学的科学理论。因此，自然科学工作者进行理论的研究、科学的抽象，正是为了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科学的概念、原理建立起来以后，人们就能够根据这些科学理论去考察新的领域，得到新的知识，依据事物规律性预见未来，显示出科学的巨大威力。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反复指出过加强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不可避免性。他说：“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材料，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它的一端已伸向微观世界的深处，探索着物质结构的秘密，把握着瞬时即逝、体积极小的基本粒子；另一端已指向无穷的宇宙太空，研究那无限遥远的天体，抓住那运动速度每秒达几十万公里的宇宙射线和各种电磁波。此外，科学正在向绝对零度挺进，还在考察超高温、超高压下物质的各种变化。各种事物在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及其特殊条件下的运动规律，单靠感觉、经验已是远远不够的了，没有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理论思维的作用，现代自然科学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理论思维，进行理论概括，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具体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这是完成认识的真正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认识阶段，也正是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真正任务。

我们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目的是为了指导生产斗争的实践，解决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生产技术越发展，越需要理论自然科学予以指导；理论自然科学愈进步，愈能推动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二十世纪初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三十年代对原子裂变的研究，导致了新能源的出现；四十年代在高分子聚合物研究的基础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材料工业部门，今天已影响到人们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显而易见，揭示了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论一旦建立并在生产技术上进行应用，就会对生产技术发生极大的影响，就会发挥出巨大的物质力量。

必须指出的是，有些自然科学理论往往在一个时期内看不出它的应用前景和具体效果。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感到衷心喜悦和热情赞扬。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很长的时间一直是一种假说，可是，恩格斯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是一部“不朽著作”，高度赞扬这部著作的出版是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的革命行为，“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当时被人们“看作纯粹的奇谈”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恩格斯却称赞它给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开始了自然科学的第二次解放。事实证明，有些理论研究课题，事先就很难预见它的最终效果。当人们开始原子核能研究的时候，事先谁能设想出现在这样应用原子核的知识去创造现代动力技术和核武器呢?当人们开始研究细胞和蛋白质的时候，谁能预见这些理论的建立会对生物学和医学产生今天这样的实际效果呢?如果目光短浅地把这些理论研究课题说成是脱离实际的而加以忽视，那么，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丧失远景，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过那些对科学技术产生深远影响的机会。可见，对这种理论研究课题，绝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脱离实际的，恰恰相反，它正是为了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为了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自然科学就是经过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根据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总结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多次强调指出：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理论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还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周总理的指示，正确地阐明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指明了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

批判地吸取以往的自然科学成果

是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继往开来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如何一分为二地对待自然科学成果，革命导师早已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恩格斯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系统地研究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对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对牛顿和莱布尼茨制定的微积分，称赞为“人类精神的最高胜利”；对迈尔、焦耳、格罗夫提出的能量守恒定律，称之为“伟大的运动基本定律”；对道尔顿的原子论称赞为“开辟了化学中的新时代”；对门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看作是“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称为“划时代的著作”。另一方面，又揭露和批判了他们在自然科学理论中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打破了他们理论中所造成的发展的局限性，进而对各门理论自然科学的成就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始终坚持历史的辩证法，把批判和继承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批判中吸取自然科学遗产。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从来认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是一部无数世代互相联系、前后承续的活动形成的历史。后一代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必须以前一代人已经达到的终点为起点，从而把自己在实践中取得的新的知识增添到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去，而后传给下一代，决不能把后人的认识同前人的认识、现代的科学成就同过去的科学成就割裂开来。毛主席曾经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毛主席根据我国自然科学的实际情况，还强调指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有学习才会有创造，有继承才会有发展。因此，批判地吸取以往的自然科学成果，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是加强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发展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条件。

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曾经有一批号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知识分子，认为以往的一切文化遗产都是糟粕，主张对旧时代的一切都要一脚踢开，重新再来。连铁路也是“资产阶级的”，要扒掉“资产阶级的铁路”，建设“无产阶级的铁路”。按照这些蠢驴的逻辑，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只能退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从头干起，从钻木取火开始去获得火的知识，外国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更是学不得的，学了就是“崇洋媚外”。那么，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道尔顿的原子论、门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统统应该从教科书中清除掉，不然也是“崇洋媚外”了。

我们说吸取前人的和外国的自然科学成果，决不是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在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历来反对一切照搬的教条主义。事实上，自然科学史上的任何重大理论，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批判地改造前人所积累的科学成果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分析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揭露各种对立学说的矛盾和斗争，树立敢于批判、敢于创新的学风，创立我们自己的新学派。同时，还必须看到现代自然科学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虽然它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的，但由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因而带上阶级的烙印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决不能被自然科学取得的成就所迷惑，忽视资产阶级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影响，而应当贯彻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的方针，在批判中吸取一切优秀的科学遗产，在斗争中发展自然科学理论，走自己科学发展的道路，放出我们民族在科学技术上的光彩。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预料的那样：“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新的历史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中，树雄心，立壮志，革命加拼命，誓将社会主义的工业、农业和国防插上现代科学技术的翅膀，让它一日千里，展翅飞翔，“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此文载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主办的《新湘评论》一九七七年第11期第57—63页，十一月十日出版，文化革命后首次用作者真名并发给稿费。原题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16000字。发表时编辑部进行了删改，加入彻底批判“四人帮”破坏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反动谬论附标题。据《新湘评论》编辑部当时负责人、后任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陆魁宏说，这篇文章是《新湘评论》发表的两篇最长的文章之一，另一篇是集体创作的省委领导人署名文章。执笔人郭辉东在中南矿冶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陈念文老师指导下从1974年5月起学习与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世界科技史。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反响很大，陈念文教授担任过中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和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多次应邀作为专家参加全国和湖南省科技规划研制，1987年10月病逝。2025年3月13日郭辉东修改、校核并附注，701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