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近现代人才群起及其原因

郭  辉  东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是岳麓书院门首的一副对联，这一对联反映了办学者育才的强烈愿望。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湖南并没有出现“惟楚有材”的现实。直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仍然是“湘士殊少知名”。可是，进入近代以来的湖南，却是人才辈出，一代又一代的湖南英才，影响着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变化，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湖南  群星璀璨

据统计，二十四史载入的5783位历史人物中，湖南只有55人，仅占0.95%。但从1840年到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种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籍有116人，占9.4%，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位；在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籍的83人，占10.9%。特别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中共群星谱中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为首的湖南籍巨星繁多，他们交相辉映，光照环宇，其丰功伟绩更是令国际社会所瞩目。无怪乎著名历史学家谭家骧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1986年7月1日侨居美国华人主编的《北美日报》社论也认为：“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

湖南近代人才辈出，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即起源于湘军的兴起。所谓“湘运之兴，从湘军起”。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1853年1月，当太平军进军湖南、兵临武昌时，清廷诏令曾国藩帮同办理湖南团练。以此为起点，曾国藩创办了清末最凶悍的地方武装——湘军。湘军的创立及其活动，对全国特别是对湖南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治帝1861年继任后，湘军集团一跃成为清王朝的主要支柱和最大的实权派。当时，真可谓是：“湖湘弟子满天下”，“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

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后，湖南颇有点得风气之先的气概。原来被顽固派看成“安静世界”的湖南，成了“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曾经说过“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的梁启超，这时赞扬湖南“全省风气大开”，“人人皆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当时的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徐仁铸等地方官吏，都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开风气之先，任用维新志士兴办新政、开学会、兴学校、办报纸。谭嗣同、唐才常，以著名的维新志士见称于时。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继起响应者首推黄兴和他所组织的华兴会。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衔组成同盟会。据考订，参加7月30日筹备会的共79人，其中湖南籍志士有20人。同盟会成立后最初两年会员为976人，湖南籍有158人，在各省中排列第一。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蒋翊武、焦达峰、陈作新等成为辛亥革命时期闻名遐迩的一代英豪。

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湖南涌现了一大批党政军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陶铸、胡耀邦等。由中国人才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中列举的495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的有89人，占18%；在27名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者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3人，占48%。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在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的有73人；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1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湖南籍的有7人。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如齐白石、杨树达、胡庶华、萧三、成仿吾、周谷城、欧阳予倩、田汉、翦伯赞、吕振羽、沈从文、丁玲，张天翼、周扬、周立波、辛树帜、贺绿汀、周光召等。

人才群起  特征鲜明

值得注意的是，湖南近代人才辈出，明显地存在着“高能为核”现象和各类人才依次出现的时间序列。晏子在《晏子春秋》中对人才成团互补的现象有过独到的见解。他指出：“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意为只有四面八方的云气都在一个晶核的吸引下聚集成团，才可能有方圆千里的大雨降临；只有五湖四海的人才在一个领导核心吸引下成团互补，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落的出现，存在着明显的“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而且又集中在长沙周围。从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谭嗣同为首的戊戌维新志士、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到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四个人才圈，以每个人才圈首领或领袖的籍贯湘乡、浏阳、长沙、湘潭等县为圆心作四个圈，在这四个圆圈相连的县市内的名人达100多人，占同期全省历史名人的一大半。在这些人才圈中，核心的能量越大，辐射的影响就越大，造就的人才也就越多，而且各类人才取长补短，各尽所能，其整体效能远比个体的效能之和大得多。

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各类专业人才的出现，总是有一定的时间序列。“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任何一个时代的一次大运动，总是先有具有锐利眼光的思想家站在时代前列指引迷津，继而是教育家按一定需要有目的地培养一代新人，再是政治家、军事家和各类人才的成批涌现。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体的出现，也是按这一时间序列依次进行的。启蒙思想家魏源、维新思想家谭嗣同、资产阶级宣传家陈天华、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等思想家的活动，为社会变革立论，赋予人们头脑以新的观念。谭嗣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毛泽东、蔡和森的老师杨昌济，向警予、蔡畅在周南女校读书时的校长朱剑凡，这些学贯古今的教育家，以“欲栽大木柱长天”为目标，“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为造就一代新人呕心沥血、矢志不移。在《中国现代教育家》一至八卷所列123名教育家中，湖南籍的有19人之多，占同期全国的15.4%，由此也可以看出教育家在承先启后，培养造就一代新人中的重大作用。

人才辈出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鸦片战争前湖南名人寥若晨星，近代现代湖南名人灿若群星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环境，是锻造杰出人才的熔炉。

任何历史人物，包括杰出人物，都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形成的特定环境中涌现出来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如何迅速由封建社会过渡、摆脱落后挨打亡国灭种危险的历史课题。为了救亡图强，爆发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便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斗争环境中造就成长。

鸦片战争以来，湖南是全国阶级斗争最尖锐的省份之一。先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使湖南社会急剧动荡，曾国藩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又使湖南成为湘军与太平军对抗的重要战场。戊戌维新运动，湖南成为新旧斗争最激烈的省份，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与地主阶级的顽固守旧形成尖锐的对立与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是重要的革命基地之一。1900年8月，唐才常等联络各省志士，在孙中山影响下，以两湖、安徽为主要基地发动自立军起义；1903年11月，黄兴和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在长沙发起成立内地最早的革命团体华兴会，1906年同盟会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湘发动萍浏醴起义，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1911年5月湖南人民掀起保路运动。革命与反革命在湖南进行了反复较量和搏杀，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以后第十二天，焦达峰、陈作新在长沙领导起义，光复湖南，使之成为“首义之省”。

湖南的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时期。“五四”运动前后，湖南新旧思想的交锋十分激烈，马克思主义通过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尖锐斗争而逐渐在湖南传播，并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使湖南成为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湖南的革命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到1927年初，湖南有组织的工人已发展到40万人；农民运动更为全国和世界瞩目，其发展速度和规模、深度和广度，都是全国之最。1927年6月湖南农会会员已达600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残酷杀害革命人民，湖南人民并没有屈服，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起了武装反抗的旗帜，发动了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在激烈的武装斗争考验中，一大批卓越的军事人才涌现出来。如，参加过秋收起义的有：罗荣桓、谭政、宋任穷、刘先胜、刘炎、杨梅生、张令彬、郭鹏、谭希林、谭冠三、寻淮洲等。参加过湘南起义的有粟裕、黄克诚、邓华、朱良才、王紫峰、萧新槐、欧阳毅、曹里怀等。参加过平江起义的有彭德怀、苏振华、李聚奎、傅秋涛、彭绍辉、刘志坚、李寿轩、周玉成、姚喆等。随着湘赣、湘鄂西、湘鄂赣、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建立，湖南又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拚死决斗的战场。据不完全统计，土地革命战争中，湖南牺牲的革命烈士达55920人。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湖南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斗争特别激烈，锻炼和造就了湖南一代又一代的英才。

(二)大胆及时地走出湖南、走向世界，是走上成才之路的重要途径。

所谓走出湖南，走向世界，主要是以不同方式，或游仕或从军，或求学或浪游，或亡命或从事革命，到京、沪、穗及江浙和东南沿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去，到日本、法国、俄国等国家去。近代以来湖南的历史名人大都走过这条道路。

湖南北阻大湖，东西南三面环山。鸦片战争以前的湖南，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江浙沿海地区很少往来，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文化不发达的地方，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很不容易接受外界思想的影响，这些都制约着人才的成长。而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湖南士人也开始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逝世于1839年的两江总督陶澍，以其特殊的经历和才学，在湘籍士人与全国、特别是与沿海地区士人的联系中起到了一般人所起不到的桥梁作用。魏源中举后，在江浙一带任职，且与龚自珍、林则徐等人交厚，较多地接触了外国文化，才写出巨著《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

太平军在湖南转战半年，从南到北攻克20多个州县，兵力由入湘时的不足万人，发展到出湘时的15万人。湖南人大批加入太平军，为湖南人大批走出湖南提供了条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走出湖南，征战12年，客观上使大批湘籍人士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和才干，其中不少人实现了由封建顽固派向洋务派的转化。郭嵩焘、曾纪泽还作为驻外使节走出国门，对于开拓其视野大有裨益。

戊戌维新前后，湖南人进一步走出湖南、走向世界。谭嗣同早年游历西北、东南各省，后又遍游北京、上海、南京，不断吸收新学识。唐才常、林圭、沈荩、樊锥等人，也曾频频进出湖南，戊戌维新失败以后，又避难或留学日本。

二十世纪初出国的湖南人之多，不仅史所仅见，而且为各省之冠。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等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2395人，湘籍学生达373人。黄兴、陈天华、刘揆一、杨树达、宋教仁、谭人凤、禹之谟、范源濂、蔡锷、章士钊、杨度、李达、林伯渠等都到日本留过学或避过难或做过工。杨昌济1903年至1913年在日本、英国、法国留学9年。我国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是1914年第一批官费留美生之一。近代妇女活动家张默君1918年曾遍历欧美各国考察。

在“五四”运动前后，湖南人走出湖南，走向世界具有新的特点。一是到京、沪、穗等国内新思潮澎湃之地去。青年毛泽东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1919年3月由北京到上海，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在此期间，他受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二是到国外去。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俄国成了重要的去向地。从1919年至1920年，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者约1600人，湖南346人，是赴法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向警予、李富春、何长工、蔡畅等人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参加者或组织者。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介绍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进步青年赴俄学习。后来到俄国学习的还有林伯渠、罗亦农、左权、陈赓、甘泗淇、唐延杰、曾中生等人。

近代以来湖南人的走出湖南、走向世界，在客观上打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接触了带有近现代色彩的种种新事物、新思想和新文化，加深了对世界的了解和对中国自身的认识。

(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地域条件。

从自然环境看，湖南位于华中腹地，长江中下游，洞庭湖以南地区，是亚热带自然资源丰富的一块宝地，素有“鱼米之乡”的盛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了三湘人民，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崇山峻岭之侧往往多慷慨悲歌之士，绿水粼粼之滨每每集文人骚客为群，自然环境对人才的成长有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清朝仅开放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港口，湖南成了中外进出口商品的中转地，出现了一批以中转贸易为主的商业城市，如湘江之滨的湘潭成了除长沙以外的重要工商城市，地处湘黔边境的洪江成了连接广州、湘潭、川黔之间经济往来的中转商埠。与此相适应，在广州通往内地的商道上，出现了众多以运输为主的搬运工人和手工业工人。还有相当数量的船工和脚夫活跃在郴州至湘潭、洞庭湖至长沙的各工商城镇，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中华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由于五口通商的开放，上海取代了广州中外贸易中心地位，尽管湖南仍处于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但由于途经湖南的货物明显减少，致使大批以运输进出口货物为生的船工、脚夫失业，或成为流民，或转向其他行业，这就加剧了社会矛盾。战后湘南地区农民不断发生反抗斗争，原因就在于此。1917年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正式通车，湖南落后和闭塞状况进一步被打破，湖南成了中西文化汇流的场所，也成了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另一方面，湖南省内山河起伏交迭，地形为东南西三面环山而北敞开的马蹄形盆地，北面四水注洞庭，南与粤桂共五岭，东以幕阜、武功界江西，西以武陵连川黔。复杂的地形地貌，加之反动统治比较薄弱，为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迂回和隐蔽的条件，近百年来在这些地方接连不断爆发了人民起义。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从这些地方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斗争。

(四)独树一帜的湖湘文化和兴盛的教育，为造就人才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

湖湘文化，作为湖南这块土地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从南宋开始，在各省区中就跃居先进行列，特别是近代以来，湖湘文化更富有生气和生机，在造就湖南人才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湖湘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良传统，如讲入世，任人力，重躬行，通变化等等，也不断从外来文化中吸收了新的营养，克服了封建时代士人或重实行而黜玄想，或耽于性理而忽视事功的两种倾向。由陶澍、魏源、汤鹏、贺长龄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为特征的近代湖湘学风，经过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弘扬，后来已基本成为湖南士人的一种学术传统和风格。他们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引导人们走向实政、实用、实行的经世致用道路。近代以来的大多数湖湘学者，都能做到贵实践而耻空言，由脱离现实变为走向生活，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不是只寄情于山水，埋头于经史，着笔于风花雪月，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把研习经史和通晓时务结合起来，出为良臣，处为良士，经邦济世，治军治国。

南宋以来，湖南就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当时全国四大书院，湖南占有岳麓和石鼓两所，岳麓书院又为四大书院之冠，大学者朱熹和张木式 都曾在此讲学，弟子达千人。这个弦歌不绝的千年学府，培养的学生，活跃在各个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等各种领域。王夫之、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等著名人物都出自岳麓书院。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把“广学校，培植人材以为自强本计”，以极大努力在全省办起许多兴民智的新政，湖南时务学堂即于此时兴办。戊戌政变发生后，新政中唯有新式学堂保存下来。1904年时，“湖南学堂之多，学生之众，为各省冠”。到1912年，学校数激增至2909所，在校学生123901人。1903年清政府在长沙设立师范馆，不久改设三路师范，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罗学瓒、李维汉、郭亮、夏曦、罗章龙、张国基等，都是中路长沙第一师范的学生。

(五)强悍的民风，薰陶和激励着英才前仆后继。

湖南素有民风强悍，朴实耐苦之誉。在长期同自然界和反动统治者斗争中，湖南人民培养和形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朴实、发愤图强、卓励敢死的优良传统和民风。《西学东渐记》的作者容闳曾说过：“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蔡元培1920年秋在长沙盛赞湖南近现代史上人才辈出时，深有感慨地说：“湖南人性格沉毅，守旧时固然守得很凶，趋新时也趋得很急。遇事能负责任。曾国藩说的扎硬寨，打死仗，确是湖南人的美德。”孙中山在评论辛亥革命历次起义时也说过：“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

自湘军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之后，湖南士人指划天下，物议朝野，养成了一种居傲强悍的风气。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湖南士人踌躇满志的言论，充分表达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之气。唐才常说过：“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使可仁者惟湖南。”谭嗣同颇为自信地吟哦道：“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杨度早年写过一首《湖南少年歌》，高度概括湖南人的反抗精神：“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其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自励的青年毛泽东曾写道：“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他喊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并矢志不移地为此奋斗终身。这一切都反映了湖南志士对振兴中华、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和自信心，正是这种豪迈之气激励着一代代湖南英才前仆后继。

近代以来，湖南英烈表现出来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赴汤蹈火，卓励敢死的精神，尤为世人称颂。他们居险阻而不颠，遭危难而不辱，困其身而后身不屈，困其志而后志不降；在大是大非面前，无私无畏，大公至正，不随波逐流，不媚世苟安；“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勇于任事，敢于牺牲。维新运动中喋血都门的谭嗣同，庚子之役英勇献身的唐才常，抗议日本政府而投海自杀的陈天华，在反袁斗争中遭特务暗杀的宋教仁，舍生取义的夏明翰，宁死不屈的蔡和森等等，无不显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们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情怀，正是湖南民气和社会心理的反映和升华。

（此文是在香港举办的国际书展特约文章，3月16日（星期日）一天之内写成并提交复印稿，7188字。原载《党史月刊》1992年第4期，在国内外受到广泛赞誉。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中国近代史》1992年第7期全文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