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湖南近现代人才群起

郭 辉 东 

近代以来的湖南，人才群起，一代又一代的湖南英才，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变化，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湖南与粤闽、江浙、四川一样，成为近代史上对中国全局影响至深至巨的四个地区之一。原因何在?

    一，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三次融合与湖南的三次人才群起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经历过三次交汇与融合，先是知器械不足，搞了洋务运动；再是知政治体制不足，搞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接着是知思想文化不足，搞了新文化运动。与此相应，湖南近代以来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的局面。

鸦片战争以前的湖南，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文化不发达的地方。在昔日楚国版图内的湖南没有出现过“惟楚有材”的现实。在南京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载人的3005位历史名人中，湖南籍的只有23人；在载入二十四史的5783位历史人物中，湖南只有55人；明代翰林出身的l63位内阁大学士中湖南只有4人，直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仍然是“湘士殊少知名”。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近代出现的三次中西文化融合的同时，湖南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的局面。一是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时期，在全国出现了“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二是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成了最有生气的省份；三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籍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杰出人才灿若群星。1840年到1919年，活跃在历史舞台的各种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为116人，占9.4%，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位；在著名的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为83人，占10.9%。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涌现了一大批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叱咤风云的军事家和蜚声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人才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列举的495名党史人物中，湖南有89人，占18%，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48%；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有68人，占27.7%。

二、独树一帜的湖湘文化造就了湖南人才群体

    湖湘文化，作为湖南这块土地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从南宋开始，在各省区中就跃居先进行列。近代以来湖湘文化更富生气和生机．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和造就湖南人才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湖湘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良传统，如讲入世、任人力、重躬行、通变化等等；也吸收了程朱理学弘扬的重义轻利、以理节欲的道德规范，中庸平衡、圆熟和谐的处世原理，血亲伦常、等级有序的社会管理方式；还不断从外来文化中吸取了新的营养。克服了封建时代士人或重实行而黜玄想，或耽于性理而忽视事功的两种倾向。经过一代代湖湘士子的呼唤风雷，一阵阵中外思潮的汇合激荡，汇纳群流，融合中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湖湘学风，其见解使人耳目一新，使湖南籍著名人士如璀璨群星引人瞩目。

    从湖湘学派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与同出一门的闽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来看，在以下六个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

    (一)  性为本体，直取根本。

    湖湘文化的主要创始人胡宏和张栻提出以“性”为宇宙本体。湖湘学派以性为本体的哲学思想，主张核物究理，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本质，亦即统一万物的本原之性。以性为本体的哲学思想，对湖湘士人的后来者都产生过深远影响。不论是王夫之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理论、曾国藩的理学、谭嗣同的仁学，还是杨昌济康德式哲学，无不具有重视哲学的特点，尽管他们的哲学不能导致研究者认识到世界的物质属性，也不能了解改造世界的根本力量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但都主张注意把握事物大体大势，深人奥堂，直取根本。杨昌济主张为学应“深察天地自然之理”，青年毛泽东受他的影响．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就致力于哲学研究，他认为哲学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因为它能揭示“贯通宇宙其间大的原则”，主张去探讨和把握“大本大源”，以指导人的“立志”和“道德实践”（（给黎锦熙的六封信））。

(二)  崇尚实学，不喜空谈。

    湖湘学派第二个突出特点是重实践的经世务实学风。湖湘学者主张在道德实践中修养德性，提出先察识、后涵养的方法，反对朱熹等人所主张的离开实践的静坐修养。而是把研习经史和通晓时务结合起来，按照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去学习、修养和奋斗，出为良臣，处为良士，经邦济世，治军治国。近代以来湖湘学者表现出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以积极面世的态度登上政治舞台。湘军崛起之后，出现了“三湘志士足迹遍天下”，“系十七省人心之所望”，“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的局面。以经世致用之学为特征，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湖湘学派，近代湖湘文化各个层上的代表人物中，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在理论和实践上实行的是学与政兼，甚至完全使学从属于政。陶澍当翰林能诗，当御史能言，能革弊端又为能吏的人物，在湖南近代士人中比比皆是。

    (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湖湘文化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存门户之见，又自一体。南宋时，理学派别很多，湖湘学派对这些学派，采取兼容并包，融合众家之长的态度，既不盲从，也不持门户之见，而是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进行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还欢迎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到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岳麓书院传授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交流切磋。

湖湘学派博采众长，不存门户之见的特色，在近代湖南名人中亦有明显表现。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公元l619一1692年，号船山，湖南衡阳人)，在批判程朱理学“理在事先”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同时，又吸收了朱熹唯心主义思想中的辩证法合理因素，弘扬了张载、朱熹的理气学说，还继承发展了王充到张载以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优良传统，提出和改造了一系列唯物主义命题和哲学范畴，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推进到一个灿烂的阶段，在朱熹之后把儒学发展到又一个高峰。由理学逐步演变为洋务运动创始人的曾国藩，对儒学的各门各派兼收并蓄，对诸子百家兼师并用，立言上多效朱熹，行事上多效王阳明，杂霸并用治军从政，成为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中国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在近代史上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

（四）重视教育，不偏一方。

中国历史上儒家及理学家都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重要的思想家，又是重要的教育家。在这一点上，湖湘文化与闽文化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认识都是一致的，但在教育方法上不偏废一方，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变，不拘一格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英才。

朱熹是南宋著名教育家，一生没有放弃过教育活动，他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其中包含着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等原则和方法；在教育活动中，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特色，把学、问、思、辨、行规定为“为学之序”，这些都反映了理学的传统。朱熹在兴学岳麓时为岳麓书院亲颁“朱子书院教条”，对湖湘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栻也是南宋著名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不仅反映理学家的教育思想，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张栻注重道德和实践的结合，强调学习上的主动精神，还特别强调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在教育指导思想上，张栻反对把读书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主张以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为办学指导思想，要求把教学和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活动联系起来，以培养出“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经世之才。张栻的教育指导思想，对湖南后来形成经世致用的独特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张栻主张不偏废一方，他的教学方法也很有特色，一曰循序渐进，一曰博约相须，三曰学思并进，四曰知行互发，五曰深思审择。

南宋以来，湖南就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宋代，当时全国有四大名书院，湖南一省占其二，岳麓书院成为至今仅存的弦歌不绝的千年学府，共培养一万七千多名学生，活跃在各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思想各个领域，王夫之、陶澍、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涛，唐才常等著名人物都是出自岳麓书院。到了近代，湖南书院林立，“通省书院，不下百余”(熊希龄《湘绅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为禀稿)。1902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新式学堂，1908年全国较为有名的新式学堂共84所，湖南则有16所。

(五)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中华民族屡遭危难而坚韧不拔，奋起自雄，自强不息精神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湖南士人，表现出来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赴汤蹈火、舍生取义的精神，尤为世人称颂，他们居险阻而不颠，遭危困而不辱，困其身而后身不屈，围其心而后志不降；在大是大非面前，无私无畏，大公至正，不随波逐流，不媚世苟安；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敢于牺牲。履凶游浊、守贞笃志的王夫之，维新运动英勇就义的谭嗣同，庚子之役英勇献身的唐才常，为抗议日本政府投海自杀的陈天华，死于二次革命前后的宋教仁，舍生取义的夏明翰，宁死不屈的蔡和森等等，无不显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些人的悲壮情怀，是湖南民气和社会心理的反映和升华。湖南素有民风强悍，朴实耐劳之誉。杨度在《湖南少年歌》有言为证：“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六)  主新反旧，革除时弊。

    湖湘文化的第六个显著特点是主新反旧，革除时弊。在这一点上，不仅与程朱理学显然不同，而且是分道扬镳。随着封建制度走向衰微，理学日渐陷入空疏和僵化的绝境。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时代呼唤安邦治国的杰出人才，也需要革除时弊的一代新学风。留意“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龚自珍和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公元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以“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为宗旨，一扫封建士大夫耗毕生精力于诗赋八股的积习，开学人议政之风，倡变法之议，引导一代学子毅然走向实政、实用、实行的经世致用道路，成为一代新学风的开创者。经世学者与经世官员，如湖南人陶澍、贺长龄，福建人林则徐等相互结合，大力倡言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开言路、广贤路、整戎政和整治农工、河工、漕运、盐政等政冶经济改革措施。此后，湖南英才成批成群地登上历史舞台，进行了有声地色的表演。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也进入了鼎盛而崭新的发展时期。

从历史的发展采考察，湖湘文化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经世主变派文化，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涛为代表的洋务派文化，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维新派文化，以陈天华、宋教仁．杨昌济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构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群体，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特别是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产生，标志着最先进的文化和政治意识登历史舞台。

三、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区域性人才辈出的重要条件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民族都要吸收外来文化；内外文化交融，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欧洲历史上三次文化大融合，世界科技史上三次大革命，中国古代哲学的四次大综合，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多种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中华民族先后同化和融合了黄河流域的许多种族和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的文化因素，才形成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汉朝和唐朝，以雍容消纳的姿态和进取开放的精神吸收外来文化，中华文化圈迅速向四方扩展辐射，向北推进到辽河流域和广柔的大漠，向南发展到江南和红河流域；向西延伸到西域和欧洲大陆，向东传播到日本和朝鲜半岛，中国文化对周围国家和西方世界都有过许多有益的馈赠。内外文化的自由交流，外族的勇武精神，给文弱的儒家传统增补了新鲜活泼的因素，使中国文化产生了新的活力。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儒、道、佛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对中国民族文化、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先哲们，打破近百年的沉寂，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引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被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国的面貌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近代湖南志士仁人和革命先驱，勇敢地走向世界，并使中西文化进行了三次大融合，才一改过去湖南保守、落后的面貌，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与此相应，凡是文化开放的时代，都是人才群起的峰值时代，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造就了一批批杰出人物崛起于中华大地。

世界如同一个大村落，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分离隔绝的壁垒和用现成哲学结论作为精神围墙，已阻挡不住不同文化的交流，各种文化迅速而广泛地交流融合，是大势所趋，思想文化的流动、碰撞、比较、交流、融合巳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任何以封闭方式捍卫传统文化不变的企图，都是无济于事的。按照文化交流的规律，较为低级形态的落后文化一定要向高级的先进文化看齐。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被开除“球箱”，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要奔腾不息而不干涸，就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还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既要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并下决心赶上去，又要去掉自卑感，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同时也让中国人才走向世界。

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作为生产力主体人的精神素质的建设，是社会成员的心灵建设。文化的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素质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今天，我们一定要发扬继往开来的创新精神，勇敢地去建设我们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大地人才辈出创造思想和文化条件。

    纵观历史上各类人才的出现，总是有一定时间序列的。“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任何一个时代的一次大的运动，总是具有锐利眼光的思想家站在时代的前列指引迷津，继而是教育家的出现，按一定需要和目的系统地培养一代新人，再是政治家、军事家和各种专业人才的成批涌现。湖南近代人才群体的出现，也是按这一时间序列进行的。启蒙思想家魏源、维新思想家谭嗣同、资产阶级宣传家陈天华等思想家的活动，为社会改革立论，赋于人们头脑以新的世界观，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巨狮。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鹄，毛泽东，蔡和森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向警予、蔡畅在周南女校读书时的校长朱剑凡。这些人都具有“学贯今古，融合中西”的读书治学方法。老师的言传身教，在学生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基础，岳麓书院和长沙第一师范（前身是城南书院)都培养了一批批杰出人才。

(本文原载《中国人才》1991年第8期，5828字。2025年1月8日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