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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10 17:41:33)中国人才思想精华疏义
郭 辉 东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敢，人才资源丰富，出现过许多人才和杰出人才。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注重人治，历代比较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和远见卓识之士，对人才问题都有一些相当精辟的论述，这些人才思想是我国宝贵历史遗产中熠熠发光的一颗颗明珠。怎样做人？怎样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做一个发展得比较理想的人？怎样以这种发展了的人去改革现实社会？怎样开创人才辈出和人尽其才的局面？这些问题，人们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思考,并对理想人模式做了大同小异的描述。我国古代人才的含义，与人、才、贤、人材、良才、贤士、能者、君子、俊杰、豪杰相近。人才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明确提出的。人才学以人才和人才问题为研究对象，是研究人才现象和揭示人才规律的科学。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由于本人水平和篇幅的关系，这里只能对中国人才思想精华从纵向进行疏通和释义。
一、上古时代
同地球上其他人群一样，中国人的祖先也是一代接一代从远古走过来的，走向进步，走向文明。《汉书·艺文志》描述《周易》成书过程时称三古为上古、中古、下古，上古为伏羲至虞舜之时，中古为夏商周，下古为孔子时期。
（1）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人才思想萌芽
远古神话传说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愿望，中国神话一般分为神话、传说、仙话三种。中国创世神话主要有天地开辟神话和人类文明起源神话，诸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补天、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黄帝战蚩尤、后稷播种、仓颉造字、共工头触不周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牛郎织女、大禹治水等等。中国远古诸神所普遍体现的献身精神，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英雄所不具备的。中国的创世神话，是以牺牲创世神的肉体来完成天地开辟和万物创造的。中国远古人格化的神话人物，都是崇高和圣洁的，他们身上具有纯洁品性和高尚情操。人们只会仰面向上，顶礼膜拜，而不会有丝毫的不恭不敬。那些残害人类的神蛇怪兽一般的反面人物，如果不被英雄诛灭，也会被历史文化所诛灭。
（2）三皇五帝的用人实践
距今四千年前，中华大地出现了伏羲、女娲、炎帝、黄帝、蚩尤、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大禹等创世英雄和历史伟人或圣德之君，人们称之为人文初祖或三皇五帝。有关三皇五帝的几个组合，去掉重复的，一共有13位古帝。比较通行的三皇是指伏羲、女娲、炎帝；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3）《易经》堪称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
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五大天书，即易经、黄帝内经、山海经、尚书、河图洛书，记述的是距今7000多年至3000多年前的人和亊，为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提供了难以估量的精神营养,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易经》又称《易》、《周易》，是中国文化百科全书，被尊称为五经之首。《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和宇宙观，它的中心思想是以阴阳交替变化描述世间万物,
（4）《黄帝内经》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精灵
《黄帝内经》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主张“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5）《尚书》倡导尧舜的十六字心传
《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反映了西周以前“上贤”、“尊贤”的人才实践,内容涉及虞、夏、商、周四个朝代。《尚书·大禹谟》记载的尧传舜、舜传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译文是：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只有精诚如一，秉执不偏不倚的中道，才能治理好国家。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允执其中、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传统，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命所在。《尚书》还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火、木、金、土合称五行，体现了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生相克关系。
二、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21年以前，这是一个中国人才思想初露锋芒和各类人才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学派和学术都获得了自由的发展空间。诸子驰说，争鸣的焦点是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来治理国家与统一天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学派林立，争奇斗艳，儒、墨、道、法、兵、杂，各家的人才思想各具特色。这一时期，各种代表人物的人才思想和人才现象主要有：
（6）《诗经》的人才思想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文献，距今已有2500年之久。在中国人才史上占有开端的第一页。最先使用“人材”一词的《诗经·小雅·菁菁者莪》，是我国第一首人才诗。“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久矣”。此诗用茂盛生长的生命来比喻人才的茁壮成长，成为天下人民喜爱的人中精华。《小雅·鹿鸣》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表示了渴慕人才的思想。《大雅·文王》描述了周文王招致重用许多人才，才造成“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的兴旺局面。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即位，由周公和召公辅政。周公作《无逸》以诫成王，提出：“君子无逸”的观点，说明在上的人居其位，是不允许贪图安逸的，而应以勤于国事的先王为榜样，以荒淫君王为鉴戒,这是以人才为师的萌芽。
（7）《六韬》、《三略》的人才思想
《太公六韬》和《黄石公三略》，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六韬》分为文、武、龙、虎、豹、犬等六篇。《文韬》论述了君爱民,上贤举贤、人才考核问题;《龙韬》论述了军事人才问题。吕尚认为提拔重用贤才，革除无德无能的人，是国君的重要职责。要用真正的贤人，对人才要注意“六守”的考核，警惕“六贼”、“七害”，不能重用坏人，也不能亲近佞人。吕尚认为：“将有五材十过”，五材即：“勇、智、仁、信、忠也”。选择将才不能不格外慎重。吕尚还认为，选将才不能以外表为准，鉴别人才有八种方法。《三略》指策略、谋略和战略，强调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只有道与德行于天下，则王者就无敌于天下。“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
（8）《逸周书·官人解》的人才鉴别理论
《逸周书》为先秦古籍，《官人解》篇集先秦诸子人才鉴别理论之大成，提出了“六征”的人才鉴别理论和“九用”、“七属”的任才方法，相传是周文王总结鉴别人才的理论及任用人才的方法，是我国第一篇较为系统和较为完备的人才鉴别理论著作，于今仍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六征鉴别法为：一是观诫，考察人的道德、品质、情操；二是考言，通过言论，谈吐察其志；三是视声，通过说话的声调来观察内在气质；四是观气，根据表情来察看内在气质；五是观隐，通过外露信息明察其有意遮掩的气质；六是揆德，在前五征的基础上，度量评价人的品德。通过以上六方面的察核，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把人认识清楚，然后再按九种不同的气质、不同特长的人才,分别任用于九个方面不同的官职。
（9）管仲的人才思想
管仲（！---公元前645年）是协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家，其人才思想主要反映在《管子》一书中。管子强调人才的重要作用，他说“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主张“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小谨者不大立”;“钧名之人无贤士”。他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已成为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管子还提出退休的问题，最早反对终身制。
（10）老子的人才哲学
老子（约公元前571-471年之间）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撰述的《道德经》81章5000多字，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德经的核心,也是老子思想精华之所在。老子人才思想分为理想人、现实人才概念。圣人是全知全能全面发展成为天下做人楷模的理想人，圣人用无为来处事，用不言来行教，为天下人兴利除害，承担全国的污辱和灾殃，他的形象是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智若愚，大器晚成，不与人争，但别人没法和他相比相争。老子的自我学说认为人首先要理解自己，有自知之明，自强不息，自我实现，做到无私、容人、谦退、守柔。老子成功的辩证法主张要正确认识美丑、善恶、真伪、是非、利害、祸福、生死、荣辱、智愚、吉凶、兴废、进退、治乱的对立统一关系，慎始如初，以柔克刚，无为而无不为，最后是功成弗居，功成身退。
（11）孔子的千古作圣妙诀
孔子（前551年--479年）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强调尊贤，有着系统的教学主张和方法。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修《易经》，作《春秋》，并以此为教育学生的基本内容。孔子注重健全人格培养和良好人性的形成。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对自己人生状态的自我评价,“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被后世称为千古作圣妙诀。孔子还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
主张“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其门下人才济济，史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孔子最早提出人才难得的观点，“才难，不其然来！”他还反对以言容取人。
（12）鬼谷子的育才实践
鬼谷子是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纵横家尊他为始祖，被誉为千古奇人。《鬼谷子》集中了国人心理揣摩，演说技巧，政治谋略、军事外交、经商谈判的精华。鬼谷子十三篇兵法与后世所传孙子兵法十三篇，鬼谷子所传为文兵法，而孙武所传为武兵法。何谓纵横捭阖？纵横术即合纵与连横，合纵是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一个强国;连横是一个强国与敌对集团的一个或几个结成一个或多个联盟，达到瓦解对方，各个击破的目的。捭阖之术，闭口之术，知捭知阖，应该张口时如何张口，应该闭口时如何闭口。鬼谷子认为：有天、圣、人三道，悟道有四重境界，初为闻道，次为知道，再为见道，终为得道;
（13）《左传》的人才社会学思想
《左传》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凝聚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人才思想，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诸方面突出宣传政治功利主义的人才思想，表现为人才社会学思想。《左传》用大量事例说明依靠人才可以得国、救国、强国、霸国。国君对人才要用人不疑，信用到底；不因暂时的挫折而否定重要人才，将其一棍子打死；对反对过自己的人才，甚至敌方的人才，要弃尽私怨，加以礼待和重用；对重要人才以及推荐人才有功的人，要给予优厚待遇，直至给予物质奖励。《左传》对“楚材晋用”现象有多处记载，“楚虽有材，晋实用之”，楚国的人才政策存在问题，于是引起人才外流，但人才外流客观上对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
（14）《晏子春秋》的人才思想
晏子 (—前500年）连续任齐灵公、庄公、景公的国相，一生有很多政绩和言论，为后人所称颂。《晏子春秋》人才思想的核心是把人民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来论述。晏子认为：“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晏子认为所谓忠臣不是忠于国君，而是忠于国家和人民。他说：“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是与，有如上帝”，反对为君殉节而死的愚忠。晏子主张为臣的要遵从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不媚上谄下，不结党营私，不居功自傲等九条守则。晏子对人才成因互补的现象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只有四面八方的云气都在一个晶核的吸引下聚集成团，才可能有方圆千里的大雨降临，只有五湖四海的人才在一个英明的领导核心吸引下成团互补，才可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晏子以自然现象喻社会现象，说明环境与社会条件对人才个体的影响，他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
（15）孙子的军事人才思想
孙子（约前500年前后）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所著的《孙子兵法》长期被尊为“兵家圣典”，“百世兵家之师”，有“世界古代第一兵书”之誉，在最近海湾现代化战争中也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书中反映了孙子的军事人才思想，孙子认为良将对国家的兴亡具有关键的作用，他说：“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认为，军事人才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方面的素质，应“知己知彼”，善攻善守，以奇制胜，善于运用天时地利，懂得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离间敌人。要有“知诸侯之谋”的政治头脑和一整套全局性的谋略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明的。要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负责精神;对士卒要管教严格，要爱护士卒，赏罚严明。
（16）墨子的尚贤主张
墨子（约前468年—376年）主张尚贤是为政之本，国家治乱的关键是尚贤还是不尚贤。《尚贤》是我国最早的人才专论，明确主张“选择天下之贤能者，立为天子”。墨子认为“善为君者,劳于论人”,任贤的原则是“察其所能而慎与官”，虽然是出身贫贱的农夫工匠，如果有贤能则可提拔任用,给以高官厚禄，托以大事。墨子说：“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是一种朴素的“才能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墨子发现了国难多才，败促人成,利锥先挫，甘井先竭，招木先伐和良弓难张、良马难乘、良才难令等人才社会现象的概率,上等的人才是难以驯服的,但可以帮助君主立大功。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必须有虚怀若谷的精神,才能容纳百源之水而成大器。墨子重视传授生产技能，重视人才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
（17）孟子的人才思想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或前385年—前304年）是东周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政治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大不相同。“定于一”的政治要求,使孟子期盼“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仁政”统一天下。《孟子·公孙丑下》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18）荀子的人才主张
荀子（前313年—前238年）是继承儒家进而兼融法家的思想家。荀子提出“人定胜天”的命题，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的革新要求。荀子极力主张尚贤，“尊贤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荀子认为“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只有以德兼人，才能最终王天下。荀子主张打破用人问题上的等级观念，应当是“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提倡把官禄分别开来，“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有能力的才授予官职，有功的多给荣誉和享受。荀子还认为，只有后人超过前人，学生超过老师，人类才能向更高的高度发展。他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19）韩非的人才观
韩非（前280—前233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人才思想具有改革、务实等法家思想特色。韩非主张变法，把能否变法看作人才的首要条件。韩非主张“因人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根据能力大小而授予官职，依照名望高低而要求真才实学。韩非提出：“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观点，选拔贤才应从基层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中去发现。韩非主张要让人才有自主权，让所任官吏“自事之，自举之，自定之”。还提出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任人唯贤思想。韩非对戴上假面具的奸才及其手段进行了揭露，分析了五类奸臣的表现和八种手段。在人才管理上，韩非主张用法的手段管理和驾驭人才，还提出贤而不为君用则诛之以及君主控制人才的原则和策略。
（20）《大学》的修齐治平构想
出自《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原文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1）《礼运》的大同社会设想
大同社会设想选自《礼记·礼运》,
（22）《吕氏春秋》的人才思想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国相国吕不韦主持编纂的一部学术著作，开创了求同存异、对百家学说兼收并蓄的杂家之风,其中有10多篇专门讨论了人才问题。《吕氏春秋》极为重视人才的作用。“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资人。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吕氏春秋》主张放开眼界发掘人才，要到“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闻之所”去寻找奇才异能之士，并最早提出求人勿求全的观点，对人的要求不要过分苛刻。在人才考核方面，归结为“六验”，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恃，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在人才成功的机遇问题上，认为是机遇与人为的总和，掌权的人可以创造出别人成功的机遇，人才要善于掌握和争取时机。在人才成功方法上，首次提出博采百家精华，“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立大功名也”。《吕氏春秋》认为人才外流是国家政治衰亡的标志，“人主贤则豪杰归之”，说明人往高处走，才向善政流；“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因为贤才对国政的不良征候比一般人早觉察,必先出走被外国任用。
（23）秦国的人才兴盛局面
秦国地处中原以西，春秋前期被认为是一个地处戎狄的西方小国。为什么能变落后为先进，最后统一中国，原因在于秦国的人才政策起了决定的作用。秦穆公大力吸收东方诸国的有识之士，公开宣布：有能出计谋使秦国强盛者，不但予之高官，还要封赏土地，对外来人才都破格提拔，委以重权。自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来“五羖大夫”百里奚后，商鞅、张仪、甘茂、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等数十名政治、军事人才纷纷从东方各国赴秦，使秦国形成了经久不衰的人才兴盛局面。特别是秦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实行变法，比较彻底地改革了秦国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制度，使之十年内发生了剧变，造成了“兵动而地广，民休而国富，无敌于天下”的局面。后来，秦始皇力排众议，废逐客令，提拔李斯为丞相，继续重用东方各国人才，最后用武力消灭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
三、两汉三国时期
汉朝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经济、政治上空前稳固的大帝国。要建立巨大功业，非培养大批专门人才不可。因此，汉朝统治者利用中央集权的力量，兴学办教，创立取士制度。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授五经，儒学成为士人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后来，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三纲”、“五常”为作人的重要标准，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统治每一个社会成员，以此作为调整封建统治关系的基础。这一时期，有三次人才现象值得引起重视。
（24）刘邦的布衣将相之局
从刘邦斩蛇起义到当上皇帝，可以说是一个发现、启用人才的过程。有次刘邦大宴群臣，总结为什么能当皇帝，原因在于能用张良、萧何、韩信三位杰出人物之所长。刘邦确实能任用各种各样的人才之所长，张良是破落贵族，萧何是低级官员，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子，陈平是游客，韩信是乞儿，彭越、琼布是强盗，娄敬是车夫，郦食其是穷书生。刘邦特别善于从敌人营垒中争夺人才，陈平、韩信都是项羽那边过来的。刘邦另一个特点是重视知识分子，先后招纳了萧何、蒯通、叔孙通、周晶、张良、陈平、郦食其等知识分子。
（25）汉武帝时代的人才兴盛
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人才思想大家。他十分重视杰出人才的作用，下求贤诏说：“若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他认为，世上必然会有受人讥笑而能够建立功名的人，应该力排众议,唯才是举，把具有特殊才能的人选拔出来。他反对以资格用人，他的办法是“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使年轻有为的人才有表现才能的机会。汉武帝提出八条治国办法中第一条就是“因能授官”，“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经学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迁、司马相如,军事家卫青、霍去病,交通家张骞，经济学家桑弘羊等等，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汉武帝言路很宽，又能宽恕打了败仗的将军，还十分重视教育,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官学—大学。
（26）三国时期的人才争夺
魏蜀吴三国之争，突出的表现为人才争夺，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刘备三顾茅庐前，半生漂泊，处境狼狈，诸葛亮一篇隆中对策，使刘备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从而得荆州、图益州、定汉中,文有卧龙凤雏相佐，武有五虎上将效力，西蜀事业可谓盛极一时。曹操是三国时期人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四次发诏求贤，征战中时时留心人才。他推心以待智谋之士，深知“大用者不务细行”的道理，明确指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致使他身边谋臣如云，武将如林。但曹操也居功自傲，听不进批评，错误地处置了一些人。东吴孙权用人也有独到之处，他敢于放手使用年轻的军事指挥员，大都是2、30岁的年轻人。从诸葛亮叔伯三兄弟被争夺的情况看，时人评为蜀得龙、吴得虎、魏得犬，可见争夺之激，各国用人也不看其亲属有无内通外国之嫌。另一方面，西蜀覆亡的关键之所在，在于人才凋谢，暗弱的刘禅文不能选才，武不能用将，孔明一死，便出现了人才危机，曹魏向其发动全面进攻时，只剩下姜维一人东遮西挡，以至邓艾阴平渡险时，朝中无一人能想出对策，最后只好束手就擒。两汉三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才思想和主张有：
（27）《史记》的人才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思想家。司马迁的人才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史记》之中。他怀疑天道而承认社会实践对人才的陶冶作用，充分肯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点，提示了时势造人才的原理，他尊重下层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满腔热情地描写了一些社会下层的人物。司马迁特别重视逆境对人才的砥砺和激发作用，他说：“文王拘,而演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28）王充的人才思想
王充（27——约79年）是东汉著名思想家,也是两汉人才思想的集大成者。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人才”概念的是王充,源于《论衡·超奇篇》“人才高下，不能钧同”。王充认为人才的得失对事业兴衰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善于罗致人才和组织人才的人比一个杰出人才还重要。王充反对“上智下愚”的谬论，提出“处事居显未必贤”，“位卑在下未必愚”，反对以名望用人，批驳了“圣贤皆无非”的观点，对孔孟等贤者的缺陷提出责问。王充最早提出“宝货难售”的命题，他说普通人才像园石，容易动转;杰出人才是方石，不易动转。因此，要帮助方石动转以成基业之材。
（29）王符的人才思想
王符是东汉学者,性独耿介,不苟同于世俗,著书三十余篇,取名《潜夫论》。王符认为，世间人才甚多，关键是君主能否发现和任用。他认为用人不必分贵贱亲疏，“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王符尖锐批判嫉贤妒能的卑俗观念与行为，他说：“三代覆亡，列国倾败，多是因为小人勾结，像众犬一样吠齿贤才”。他痛切地说：人君手拿残杀贤才的大斧，重用排斥中伤贤才的小人，而又想招纳贤才，那不是作梦吗？王符还主张考察人才，评定优劣，“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微而奸究兴，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
（30）诸葛亮的人才思想
诸葛亮（181—234年）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治才严正，赏罚分明，不避亲近，持法公平。他认为：“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他总结两汉教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覆也”。他主张“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他还提出识人的七观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31）刘劭的人才学专著《人物志》
三国时代魏人刘劭著的《人物志》，对三国时代繁盛而杂错的人才现实从理论上进行了提炼和概括，是中国第一部人才学思想专著,在人才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该书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识别人才的原则和标准，二是识别人才的方法。刘劭认为衡量人才的最基本的标准是才和性，或曰才和德，他主张才性结合，“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他认为过于固执的人出来治国天下，是办不成大事的。在识别人才方面，刘劭提出了识别人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归结为“九征”、“八观”、“五视”、“七谬”，即通过对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种外部表现，深入了解人的内在品质与主张。刘劭比较全面而具体地论述了人才的划分，他把人才划为十二种。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自公元265年至906年,这是门阀制度形成与打破门阀制度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盛行九品中正制，以致门阀世族垄断仕途。隋文帝杨坚成功地统一中国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持续1300多年之久的科举制，从制度上打破了世族对官位的垄断，开始用考试办法选拔官员。唐朝初年，科举制度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从中小地主阶层选取了大批人才，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高度文明的大国。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是我国文学艺术人才辈出的黄金时期，诗歌、散文、小说、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领域，百花齐放，人才济济。以诗歌为例，《全唐诗》载诗人2300余名，诗48900首，差不多每两万人中就有一个传世之作的诗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人才思想和人才实践有所建树的为：
（32）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措施的改革
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8年）在南北朝70多个皇帝中较有作为并在历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要数他。他曾经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改革，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马克思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为了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运用法律手段推行汉化措施，如一律改穿汉服，改说汉语，把鲜卑族118姓全改为汉姓，实行胡汉通婚，还特别重用汉族中有才干的人才。孝文帝重视人才和广开言路，他认为：国家历来有一件可叹的事，那就是臣下不敢公开指出君主的得失。他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三年一考，赏罚严明，后人称他严明公平，恩德并举。
（33）唐太宗的人才观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是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在人才思想及实践方面均有重要建树。他总结了历史上人才得失决定事业兴亡的深刻教训，提出“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著名观点，作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论断。他不拘一格，广开才路，认为“吾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他主张“用人如器”，反对求全责备。他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他注重对官员的政绩考察，把刺史和都督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功过随记，以为赏罚依据。他还制定了官员年老“致仕”的退休制度。他重视人才制度的建设，扩大了科举制，从中小地主阶层选拔了大批人才，以致贞观年间，文官武将，比肩于朝。
（34）武则天的人才观
武则天(624—705年)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也是我国唯一正式登基的女皇帝。她在政治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开明的人才思想与政策。她发展了科举制度，并开创了武举，专门选拔武官。她下诏鼓励自荐，九品以上官吏和百姓都可以向朝廷官府述说自己的才能，经过考察后任官或升迁。她还能容纳人才，听取批评，不少朝臣批评她不应该自立皇帝，她也不以为罪，诗人骆宾王在檄文中把她骂得很厉害，她听后反而欣赏骆宾王的才能，表示要争取他。
（35）韩愈的人才观
韩愈（768—824年）生在唐朝后期，在为被压抑人才的呼吁中，阐发了自己精彩的人才思想。他以千里马喻才，“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一比喻流传千载，给后人以深刻的启发。韩愈主张“取舍进取无择于亲疏远迩”，反对掌权者任人唯亲。他辩证地看待从师学习，他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他关于“学成于思，毁于随，业精于勤，荒于嬉”的治学格言，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
五、五代十国和宋元明清
五代十国和宋元朝清，自公元907年至184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和动乱的局面。从宋代到清代，既是我国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加强到巩固的时期，也是全面压制人才的时期。宋元明清，主要代表人物的人才思想有：
（36）欧阳修的人才思想
欧阳修（1007—1072年）是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具有精粹而丰富的人才思想。他总结了历代治乱安危的教训，注重杰出人才的作用，一再声明治国安邦应用“天下奇士”。他指出“为政之本在于任贤”，“为政得人所以安，任其非人遂至祸乱”。他反对以亲疏恩怨选才，主张为公选荐，并注意到民间访求人才，推荐了一大批出身贫贱的人才。王安石清高自傲，曾在诗中表示过对欧阳修的轻视，但欧阳修仍赞赏王安石的文章，并向皇帝推荐。
（37）司马光的德才论
司马光（1019—1086年）是北宋政治家和史学家，他在编著《资治通鉴》时注重对人才思想与制度加以述评，阐发了很多深刻的见解。他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去看待人才，评判人才功过，认为君主和贤者不可能无过，惟圣贤为能知而改之。他把德作为统帅，对德才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司马光还主张举才择人不能论资排辈，“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耄老”。
（38）张载的横渠四句
张载（1020—1077年）陕西眉县横渠镇人，是北宋思想家、教育家,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张载吸取了各家学说的优点和长处，创立了关学具有特色的人性学说,主张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反对学而不用，坐而论道。张载在《横渠易说·系辞上》中说：“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张载认为人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努力达到圣贤境界。他带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39）王安石的人才思想
王安石（1021—1086年）是北宋政治家、改革家，其人才思想闪烁着战斗的光芒。王安石认为，解决人才问题是改革的急务，“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他批评当时的用人是取之不详，使之不当，处之不久，任之不专，还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等办法。王安石认为：“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才可用者，吾不信也”。贤才不至的原因是君主有热心招才、不虚心访求，不下功夫培养的“三蔽”。王安石重视教育对人才的陶冶作用，批评科举制对人才的腐蚀，大胆改革部分科举内容和办法，增加了实用的科目，精减了繁冗的经典内容。
（40）秦观的人才论策
秦观（1049—1100年）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专门写过一篇题为《人才》的论文，在人才思想史上可谓一枝独秀。他把天下人才分为四类：成才者（全才），奇才者（某方面有突出才能），散才者（无专长，但能忠于职守），不才者（无用之人）。他认为，全才百年难遇，君主应把注意力集中到奇才身上，注重开发和任用大批有专长的人，奇才不是全才，必有所短，君主的职责是对人扬长避短，如果求全责备，人才就会被埋没。
（41）陈亮的人才观
陈亮（1143—1194年）是南宋爱国诗人、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认为：“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资世！”关键是君主对贤才要“虚心以待之，推诚以用之”，还要做到“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他重视杰出人才的作用，认为如果要建立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那肯定是无济于事的。他主张要放手任用官员，使之有职有权，“与其位，勿夺其职；任以事，勿闲以言”。
（42）耶律楚材的人生观
耶律楚材（1190—1244年）是元朝初期著名政治家和大学者,
（43）刘伯温的人才思想
刘伯温（1311—1375年）是帮助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的人才思想主要用寓言表述在《郁离子》之中，他主张选取人才需面向社会现实，反对泥古崇古，也不能以地域为限。他以树喻人才，认为大才晚成，栋梁之材应用几十年时光培养。平时不重视育才，紧急时刻就会误事。他注意辨别形似而质不同的人才,对那些伪装巧妙而内心恶毒的人严加警惕。
（44）朱元璋的人才思想
朱元璋（1328—1398年）是明朝开国皇帝,一再申明：“贤才，国之宝也”;“贤才不备，不足为治”。他具有正确的人才思想和策略，采取了一系列张榜招贤、取才于敌、广置学校的措施，录用和培养人才，特别强调到“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挖掘人才。他努力争取为元朝服务过的人才，刘基、叶琛、章温、宋濂、秦从龙等都是曾仕元而为朱重用的人才。他说教育是“王政之本”，“唯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使明初形成了“无地不设之学，无人不纳之教”的教育繁荣局面。
（45）马皇后的人才观
马皇后是朱元璋的皇后，是一个在人才问题上有独到见解的难得的女性。她认为人才是万宝之宝，朱元璋攻下元大都北京时获得了许多宫中珍宝。马皇后严肃地说：“此宝非宝也”，她认为宝贝本身不是至宝，帝王自有宝，那就是人才。朱元璋要封皇后家人的官，她劝止说：“国家官爵当用贤能，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她总结历史上的教训说，前朝常常是外戚专权，致使政治腐败，最后国丧民殃，应引以为鉴。
（46）李贽的人才思想
李贽（1527—1602年）是明代具有叛逆思想的哲学家和史学家，其人才思想充满着批判旧传统的革新精神，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平民对自由的强烈要求。他认为人与人应该平等，“庶人非下，侯王非高”，世间男女也应当平等。他公开承认人和人才都不可能无个人利益，“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为此，对于人才，应鼓励其奋斗，满足其正当的物质要求。
（47）黄宗羲的人才思想
黄宗羲（1610—1695年）与同代的顾炎武、王夫之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其人才主张带有明显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特色。他明确提出人才要民主、要平权的要求，认为皇帝专权有害于人的平等；他对科举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取士之弊，至今科制而极矣”。他提出一整套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方法，其核心是学校教育论，主张学校要突破经典的局限，培养大批于社会有用的人才，还主张民主办学。
（48）顾炎武的人才主张
顾炎武（1612或1613—1682年）的人才主张表现为对传统的清理和批判。他研究人才问题时从大处着眼，他说培养人才是为了社会进步和老百姓，而不是为了哪一代皇帝。他认为王朝兴替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不过是“易姓改号”，问题是不能亡天下，不能使社会倒退。他在指出科举制度有四大弊病的同时，强调学校教育的作用，提出改革科举以选取真才的四条办法，使俊才脱颖而出。
（49）王夫之的人才主张
王夫之（1619—1692年）强调实践对人才的意义，坚决反对生而知之。他反对文章的所谓八股法规，反对文章程式对人才思想的束缚，鼓励人们写文章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和要求，以写出有声有色的文章。他主张按人才不同的性情、特长任其从事不同事业，“能士则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齐唯其力”。
（50）康熙皇帝的人才观
康熙皇帝（1654—1722年）是清代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进步人才思想的阐发和实践者。他知识渊博，文韬武略，多才多艺，在封建帝王中是仅见的。他不承认有天生之才,群臣称赞他知识渊博是“由天授，非人力也”，康熙反驳说，你们这样称赞我，却恰恰否定了我勤学的优点。康熙善于招揽和笼络人才，懂得政无大小，得人为本的道理。明确指出：“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康煕驾驭人才有五项原则；（1）人才至上，“国家以用人为要”。（2）才德兼备，“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3）纳谏招贤，“朕观今世之人，专务逢迎谄媚，鲜能直道而行”。（4）宽以待人，“待臣下须宽仁有容，不因细事而黜之”。（5）从实考核，他主张从百姓的反应中辨别真伪，他的诀窍是：“果其贤也，问之于民，必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辩矣”。
（51）曾国藩的人才观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能够在封建统治摇摇欲堕的末世卫道成功，说明他确实是一个与昏朽官僚大为不同的有才干的人物。他的救世之道是选拔人才，整顿习俗，能从人才问题出发，提出解决社会危机的方略，在当时是高人一筹的。他专写了一篇《原才》的文章，强调人才对社会风气的决定作用和君主用人的重要。他用水和木比喻德是水之源，才是水之波；德是木之根，才是木之枝；德须才辅，才须德主。他提出“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论点，主张在不利形势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人事与天争衡”，某些人看来做不成某项事业，但强作就能强成。他注重因才而用，以栋梁用于穴道、老牛捕鼠、千里马守门、宝剑劈柴等比喻用人不当。他的用人之道是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转移人才之道，考核人才之法，培育人才之方，任用人才之方，访求人才之道，待遇人才之法。”
六、近代以来的人才新潮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了救亡图存，许多志士仁人开始突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孜孜不倦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纷纷呼吁造就大批崇尚民主、具有新思想、新文化和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来改造社会，从此中国近代以来泛起了一股股人才新潮。近代以来主要代表人物的人才思想有：
（52）龚自珍的人才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年）对人才的主张，开近代人才新思潮之先声。他将人才问题与社会兴盛统一考察，“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自古天才未尽才，龚自珍留给后世的有三百多篇文章和八百多首诗词。龚自珍清醒地意识到封建末世无可挽回的覆灭命运，在苦闷中向苍天发出了“九州生气持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代表了正直知识分子追求光明的呼声。
（53）魏源的人才思想
魏源（1794—1857年）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优秀代表,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
（54）太平天国的人才主张。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人才主张，具有变革的自由民主特点。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太平天国重人的权利，提倡互爱，主张打破资格，广招贤才，其重要将领多是出身低微、年轻干练的农民。太平天国给科举制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主张男女平等，确认“开女科与男科并重,使女子尊重读书，为家庭教育之本”。1857年在历史上第一次开辟女科，男女同时分别科考，录取了女科状元、榜眼和探花,傅善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女状元。太平天国还设置女官、女将、女兵，这些解放妇女的主张和实践，在中国人才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55）戊戌变法中的人才呼声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人第一次系统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人才主张，“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他们指出：中国之所以受欺侮是因为“人才匮乏也”，“泰西之强由于人才”,“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夫有非常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他们认为才智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平等选择人才，彻底打破门第资格，废八股，变科举，打破常规陋习，整治吏治，破除封建的文化教育制度，重视现代科学知识对人才的陶冶作用，实行正确的人才任用制度。在这种强烈的呼吁下，清廷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
（56）孙中山的人才思想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年）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提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始终把人才问题视为关系社会兴衰与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他认为中国只有学习西方先进思想，造就大批新型人才，才能使民族振兴。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他认为人尽其才要抓好教育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三个环节。孙中山还提出人才为官，而官为人民公仆的思想，“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孙中山把平等选才的主张第一次在中国变为实践，他任民国总统后坚持平等选才，任人唯贤，坚决不通过私人关系给自己亲戚老友以职权。
（57）蔡元培的人才思想
蔡元培（1868—1940年）是我国新型大学教育的开拓者，被誉为“学界泰斗”，从他开始，我国大学形成了新的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蔡元培人才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主张学术自由，在不同观点派别的讨论中识别人才。他主张学术问题不得封为禁地，对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的不同意见，要实行百家争鸣，自由讨论，而不是实行专制，一家孤鸣。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他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讲新文学，讲西方和苏俄文化，也请守旧派的代表登台讲学，造成了学术思想的极大活跃，促使青年去思考、去品辨、去选择，有利于培养和锻炼人才。1920年北京大学开始接收女生，这在全国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58）毛泽东人才思想
毛泽东（1893---1976年）是造就人才、统率人才的大师。毛泽东人才思想产生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得到了发展与完善。毛泽东为了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志向，很早就提出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再造”一代新民。他历来重视人才的作用，历来主张实践出真知,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党政军和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毛泽东提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命题，强调大批地从工人、农民和军队士兵中选拔优秀分子当干部。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任人唯亲,强调要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和造就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而且统率众多杰出人才，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最后一次讲“人才”二字,是1974年底说邓小平“人才难得”。
结语：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
纵观中国人才思想史，可以说，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国家、政治集团的兴衰更替史。由于社会发展条件制约和政治集团利益局限，既有闪光的精华，也有可弃的糟粕。对于历史人物及其人才思想，既不能把古人现代化,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唯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整理和研究中国人才思想与人才实践，辨别良莠，去伪存真，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这就是我们当代人才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人是万物之灵，人类进步是永无止境的。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作为一个对中国人才状况有数十年深切体验的人才学研究者给本文最后的结语是：“九州生气持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此文系1991年5月湖南省人才研究会第四次人才学讲习班的讲稿,修改后对中国人才思想精华从纵向进行了系统疏理和释义。2018年7月31日修改与校核，19526个中文字符。202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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