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记者节，浙江新闻界的一大盛事就是祝贺江坪同志从事新闻工作70周年。江坪，这位浙江日报老总编，老名记，年届鲐背依然牛劲十足，笔耕不辍，时有佳作问世，令人叹服。
认识江坪，似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他在浙江日报文教组当头儿。一次报社开记者站站长会议，他赶来参加。一进门，还未落座，就问：“沈利民是哪一位？”我连忙应答。此前我只与他手下的编辑打过交道，跟他素未谋面。他之所以问起我，是因为我写了几篇文化报道，他有了印象。当时记者站同志比较重视工农业报道，较少采写文化题材。他这一问，对我有所触动。过去一般都是我们底层记者去找部主任或责任编辑求教或询问稿子着落的，极少有上层人物主动来打听我们的。所以，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很不错，平易近人，业务娴熟，对基层同志热情。他鼓励并指导我们多写文化报道。从此，我在文化题材的挖掘和写作上颇费了些心思，也小有收获。
1984年暮春，我因与时任市委主要领导缺乏沟通，引起一些误解，以至面临被调离浙江日报的窘境。当时报社不少人觉得人家市委领导是省委常委，大权在握，一个普通记者还是顺其意愿为好，不要跟他拗。在据理力争无效后，我坦然面对，做好了离开报社的思想准备。江坪时任副总编辑，得知我的处境，十分关心——虽然当时他并不分管记者站工作。是年5月，我在杭州参加浙江日报35周年纪念活动，准备从此告别体育场路178号，他却主动找我并约我到他办公室，要我谈工作情况。他听我说了一些事情后，严肃地问我：“你在温州有没有经济问题？”我说：“绝无问题！”又问：“你有没有搞其他不正之风？”我说：“我以党性保证，没有！”再问：“你有没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我说：“也绝无问题！”我表示，若有此类问题，我甘愿离开报社，并接受组织惩处。他相信我。对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你得去反映！”他的意思我明白——不能不明不白调离报社，得向上级领导反映。于是，我斗胆写信给省委一位领导同志，汇报了情况。那位领导同志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让时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尧民同志（浙江日报老总编）处理。吴部马上赶到报社了解情况，于是编委会重新讨论了我的工作安排问题——保持原岗原职，但考虑到与市委的关系，按市委主要领导意见，再调入一位副站长，置于我之前。于是我们温州记者站一度有了两个副站长……
我陷困境，江坪主动过问；而予我优待，他却不声不响。江坪担任总编辑后，上世纪90年代初，记不起是哪一年了，人事处通知我，已将我列为报社中级职称评委会成员了，后来知道这是江坪决定的。以往记者站同志从未参加过中评委，我是20多个评委中唯一来自基层的。可事先江坪没有跟我打过招呼。我站站长张和平同志调往新华社温州支社后，又是江坪，以及分管人事工作的谢亦华副总编，在我任站长时，给我一个“括弧”——“站长（副处级）”，以往的站长一般都是科级；事先也没跟我打招呼。是的，在江坪手下工作，你不需要钻营，不需要拍马，不需要奉承……你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了。其他的，他会主动考虑关心和帮助。
当然，并非都是有好事不跟我打招呼。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杭州开会期间，他问我，愿不愿意调到编辑部来工作，我说在记者站已经习惯了，若来杭州人生地疏跑新闻也吃力。他说如果来的话不是让你天天跑，考虑去党群部……我知道他器重我。我与党群部的关系不错，平时发稿也较多，部主任和几位资深编辑对我帮助指导多多。若进党群部工作该是很愉快的。但我眼看将近知天命之年，再说家小都在温州，不愿分居两地。考虑再三，还是婉谢了他的好意……（2022年11月10日于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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