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去年出了个“杨溜溜”——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乘出国考察之际溜之乎也，一时成为全国性新闻；近日温州知名老板——浙江霸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跃进因经营失误，负债累累，于是乘人不备，突然出逃澳大利亚，可谓之“王逃逃”。

“杨溜溜”之开溜严格说来不成其为新闻，因为他无非是继承了同宗温州大贪官杨秀珠之衣钵，溜得更巧妙一些罢了；而“王逃逃”之出逃，乃是开了温州知名老板潜逃境外之先河，是十足的新闻事件。

按说“王逃逃”是早有案底之人，在2005年因涉牛皮走私大案而被海关处罚；其在广西投资失误以及欠多家银行巨额贷款也是隐性案底；所以其出境理应受到适当控制。孰料其出境如同在村子里走亲戚。对了，他早已办好全家在澳大利亚定居手续，走“逃逃”之路是早晚的事情，只不过是否体面而已。媒体披露其负债逾亿元人民币，从此相关金融机构和他的供货商就要乱成一锅粥。

霸力集团公司曾经红火一时，王跃进也是很上得台面的风云人物。他出逃之后，有业内人士分析说他的问题出在家族式管理模式，缺乏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运作。但温州民企中家族式管理很成功的也不乏其例，所以他的病因究竟何在还很难说。但据我观察，温州的民营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从上头来说，缺乏适当的有效的宏观指导，往往只有政客式的即兴式的短视的口号式“GDP激进”，这种“GDP激进”只是形成了短期的虚假经济膨胀，而对求真务实的民企来说只会浪费宝贵的资源。这种年复一年的“GDP激进”，使得民企错失了自己的战略部署的空间和时间。从中间环境来说，由于干部们唯上头马首是瞻，原本最该务实和负着直接指导企业之责的职能部门，定决策制方案时，也就往往难以顾及企业实际状况，不是将企业的运行轨道硬往上头的意图方向扭，就是听之任之，不作考察、分析、研究和评判以及最终警示。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外人无权横加干涉；但必要的关键时刻的把脉诊断还是少不了的。否则我们养了那么多的经济研究机构干嘛？最后从民企本身来说，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滞后是温州市的普遍现象。有些改制多年的企业，或名义上早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民企，实际上还是老板一人说了算，导致决策频频失误，效益屡屡滑坡，出了事情又谁也不敢捅破，如此日积月累，一旦脓包郁结，溃烂也就不远了。

所以，“王逃逃”逃到澳洲去享受阳光沙滩了，我们的银行还得运转，下岗的农民工还得吃饭，我们的官员们是否真能从“王逃逃”身上举一反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