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一枚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被投放到日本广岛。时年8岁的高品健二回忆当时「原子弹投下一公里以内都像火球滚过，可以看到香菇状的云彩」。这颗极具历史意义的原子弹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紧张的世界局势，无数人因它得到拯救，但同样也有一群人在72年后的今天，仍旧怀揣着内心的隐痛在这里继续生活。

这个原先报纸上说今后七十年都不会生长植物的地方，在后来又重新开出了花，对广岛幸存者来说，他们从此又有了希望。

口述｜高品健二

采访整理｜谢梦遥 唐宇晨

图｜谢梦遥

与高品健二见面前的那个上午，我们参观了广岛和平资料纪念馆。那是个令人压抑的地方，充分还原72年前那枚原子弹投下后所造成的可怕状况。但作为中国人，很快就可以发现那个纪念馆的局限性：它完全是从受害者的角度进行陈述与展示，至于是什么导致了那场爆炸，缺少起码的反省。

当时的广岛被锁定为攻击目标，绝非偶然，它是拥有大量军事设施的战略中心。但也许没有人会否认，时年8岁的高品健二是一名受害者。最近这些年，他是一名反核运动的倡导者。

访问的最后，高品健二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哽咽地向我们这几个来自中国的记者鞠躬。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军人。1939年在内蒙发生诺门罕战役中，冲到坦克下自杀。那场苏联红军与关东军的战役，以后者惨败告终，6万士兵只有2000人回到国内。他本可以隐去这段故事，但他选择讲了出来。

「日本曾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灾难。」他说。

以下为高品健二的口述。

那天，我所在的位置与原子弹投下的中心距离只有2500米。

8月6号那天天气非常好。早上七点，响起了警报。因为空袭没有来，就解除了。那个年代总有空袭，无论去哪一家，门口都会放一个装水的防火桶，每个小区里都有十到十五个水槽集水，以防万一发生火灾，时时需要水。

之前我住在东京，后来才回广岛，它是我父亲的故乡。那年我8岁，小学三年级。原子弹投下来的时候，我正在外面和一个小朋友玩。我躲到水槽下面，爆炸引起的热风把我吹到了十米远的地方。

我发现很多碎玻璃扎在右脸上，两个耳朵都在流血。那个小朋友不见了，找到他的时候，他的情况很惨，上半身就像脱了一层皮一样。

我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回自己家。进门前还觉得挺好的，进门之后就看见一片狼藉、我看见妈妈被压在柱子下面，使了很大劲才拉她出来。我把受伤的小朋友和妈妈排成排，不知道该怎么办。

原子弹投下一公里以内都像火球滚过，可以看到香菇状的云彩，往广岛的北边飘。过了几个小时突然下暴雨，黏糊糊的黑色的暴雨。

一个堂兄找到我们。大概中午十一点，他带着一个手推车过来，推着三个人去附近避难的地方。在一条商业街，我看到了很多十四五岁的少年，他们身上都没有衣服，皮肤都几乎脱落了，有的眼珠子都掉下来了。

当时美军有一种燃烧弹，为了防止投放后火势蔓延，每家之间的路要拓宽。从1944年开始，很多高中生加入了这个工作。按计划，扩路的工作要分六次完成，正好是第六次进行时，原子弹爆炸了。从事这项工作的学生几乎没人幸免于难。在日本毕业的时候会有一个名册，一个年级只剩下三四个人还在名册上，活下来的人可能只是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

跨过河，小山边有一个避难所，我们在那里本来只想住一个晚上，但是还是住了两天。

第三天早上，我的朋友很渴。我不知道从哪里拿到了一个小小的西红柿，拿到他的嘴边，让他含一下那个西红柿。不到五分钟，他在我怀里安静地死去了。有军人带走了他，可能被埋在了那个四万人的无名墓地了吧，当时的广岛已经不成样子了，可能小朋友的家人也再也找不到他了。

中午，妈妈的状态也开始恶化，牙龈出血，傍晚时候开始便血。后来我知道那是白血病。8月13号的早上，妈妈也去世了。

现在，我已经80岁了，为什么我能活这么久呢，是因为我听了妈妈的话。妈妈临走前，把我叫到枕边告诉我，从今天起你要一个人生存下去了，无论多么艰难，要做一个好人，不要让人在你的身后指责你。

从那天开始，我要一个人生活了。我见过了各种各样的惨状，很多尸体重叠被码放在电车上。很多人被烧伤，苍蝇在伤口上产卵，长出蛆虫，而那些人甚至没有力气取掉那些蛆。为了寻找水，一些人跳河了，很多尸体被冲到广岛湾，尸体焚烧与腐烂的气味充满了广岛市。报纸上说广岛今后七十年都不会生长植物，人也无法在这里生活。

但是秋天时，被焚烧的地方开出了花。到了春天，樱花也开花了，我们又有了希望。

原子弹投下之后的几年内，大概有二十万到三十万人死于白血病。我的朋友就有两位是这样的，去年（指当时）还好好的，今年突然就死了。

我在我的叔叔家住了六年。原子弹爆炸时我没有受到什么严重伤害，只是耳朵鼓膜受伤，也没有办法治疗。当时有一个可以免费上学的职业教育学校，我成绩合格了，但是检查身体没有通过，才知道原来耳朵有问题，有一个频率的声音我听不到。教官叫我到另一个房子里对我说，「你是原子弹受害者，但是你的身体有问题，没有办法在这里就读」。

我去读了普通高中，半工半读，吃饭什么的倒勉强应付，但是学费很难赚够。我跟叔叔说，能不能借一下三年的学费，他说不可以。于是我离家出走了，为了活下去，也做过一些不大的坏事。后来，我去了大阪，和舅舅学习理发美容。接下来的56年，我一直从事这个工作。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北海道生活，二儿子在大阪，今年春天当了小学校长。我从来没有给儿子们讲过起我作为原子弹受害者的经历。如果他们问起了，我也不想说，每次重复都是一种伤害。

这么多年过去了，广岛又变成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城市。对我们这些受害者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要战争，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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