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志红

旭日阳刚唱《春天里》，是春晚最让我感动的节目。这是我心目中的No.1，在这个有些惊喜但总体因为老想教育别人而俗套的电视晚会中。但很快，《春天里》的作者汪峰就对旭日阳刚下了“封唱令”。

从感情上，我一开始隐约对汪峰有些不满，觉得他不够支持旭日阳刚这对“弱势群体组合”，但很快明白自己这是一种廉价的同情。

实际上，汪峰给了旭日阳刚很多支持，否则他们不可能一直唱到春晚。

研究了一下网上的评论，相当一部分人对汪峰不满，破口大骂者相当多，但也有近半人支持汪峰。

我理解旭日阳刚的处境，但绝对支持汪峰。作为创作者，汪峰有权利以任何形式处置他自己的作品，这一点从道理上来讲没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的评论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有点强迫性地希望一些无私奉献的圣人出现。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观点，而大众的反应，最容易体现这种集体无意识。

我在天涯论坛看了大量的网友评论，觉得对汪峰这个决定，支持者与反对者可以说各半。支持者的声音相对理性。反对者的声音相对要激动一些，太激动的，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的，而那些相对平和的声音，认真读一读是能看出不少东西的：

1、汪峰此做法不妥。他们俩仅仅是半路出家的农民工，又不是专业歌手。如果按法律来讲，汪峰做法是没错。但中国道德往往比法律层次更高，汪峰这种做法显得有些过于小气了。你可以给农民工歌手建议、鼓励，却不宜采用这种方式禁止。草根都是非专业，就好比中国武术，如果都要求所谓的产权，就不可能将这种国粹发扬光大。歌曲也一样，脱离了基层和大众，就是空中楼阁。

2、一个歌手为别人写首歌就这么难吗？你汪峰为什么不能把春天里算作自己为底层人民写的歌，为旭日写的歌呢？因为，事实上，大大超出你原来的歌迷圈的全国人民记着这首歌和你汪峰，完全是因为旭日唱这支歌，谁是谁的恩人还不一定呢。你回头再去看看出租屋视频，就知道死抠版权是多么的可笑。

3、每次旭日阳刚在活动中都会提到他汪峰老师的名字，并且向汪老人家鞠躬感激。我们不得不承认《春天里》是汪峰写的，却是由旭日阳刚给予了真正的生命。从这一点上，汪峰要感谢旭日阳刚。一首好歌的真正生命是为整个世界知道，被更多人传唱。

这三个评论非常典型，读一读那些反对汪峰“封唱令”的评论，它们大致的意思在这三个评论中都有所体现了。
在我看来，这些评论中都藏着两个共同的心理特征：

第一，缺乏界限意识。
所谓界限意识，即“你的东西是你的，我的东西是我的”这一最基本的概念。《春天里》这首歌是汪峰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反对者的声音中，这个最基本的概念被扭曲甚至消失了。明明是汪峰写给自己的歌，为什么就要成为“为底层人民写的歌，为旭日写的歌”呢？

第二，用道德压人。
“中国道德往往比法律层次更高”，这句话实在太经典了。但道德在中国是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我们所倡导的道德常常不过是一团浆糊罢了。本来事情很清晰，《春天里》是汪峰的歌，人家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一团又一团的道德浆糊倒下去，这事好像就拎不清了。

像无数网友一样，我也是先知道旭日阳刚再知道汪峰的。一看汪峰唱《春天里》，我又像大年三十的晚上，几乎忍不住要落泪。那时我知道，触动我的绝非旭日阳刚的“农民工”形象，而是汪峰通过歌词与味道传递出来的那些莫名的信息。

这真是一首好歌。我也算搞创作的，知道能创作出这样的杰作，自己该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时，假若有人说，另外一个人比我更懂得我的创作，他把我的东西发扬光大，他是我的恩人，我应该感谢他……诸如此类的话，那我会非常地不屑。不是看不起的意思，而是根本不屑于讨论。

在我看来，需要探讨的，不是旭日阳刚是不是对汪峰有恩，而是为什么有人会这样想。

其实，反对汪峰“封唱令”的评论中的那两种意思，在我们社会的很多层面都可以看到。

第一点，关于界限，无数亲密关系的问题就是出在缺乏界限意识上。譬如很多父母会觉得，孩子和自己就是一回事，他们禁止孩子有自己的抽屉、自己的房间等隐私空间，当孩子长大结婚后，他们觉得自己比孩子的配偶更像是这个家庭的主人。

反过来，中国的孩子们也是一样的，譬如啃老现象，又譬如父母一方去世后另一方想再婚，传统的中国孩子们是很难接受的，他们似乎没想过，这是父母的事，而不是他们的事。

第二点，关于道德。可以说，中国文化关于道德的篇章是非常多的，但我们社会的道德程度又属于非常恶劣的。之所以导致这个局面，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的道德本质上就是一团浆糊，模糊了是非，结果我们越是讲道德，就越是不道德。

譬如在《春天里》的争端上，反对汪峰“封唱令”的，无形中似乎有一个前提——你汪峰就大度一点又如何。
实际上，汪峰是非常大度的，一直以来，他给予旭日阳刚很多支持，不仅允许他们唱自己的歌，而且曾主动邀请旭日阳刚参加他的一个演唱会，这对于旭日阳刚的星途有很大帮助。

 网友说的“大度一点”，都是些什么呢？汪峰最少让步的，是继续允许旭日阳刚唱自己的歌，同时收取费用。最离谱的，则是让汪峰将这首歌“当作为旭日写的歌”。后者的建议，是想让汪峰做圣人。

圣人，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重头部分。孟子老人家说：“圣人，人伦之至也。”人伦，庸俗讲是人情世故，不庸俗讲是道德。孟子的意思是，道德到极致就是圣人了。

什么是道德呢？这是一个很艰深的话题，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单身了一辈子，还经常缩在一个废弃的锅炉房里思考伦理问题，最终写下了传世名著《伦理学》，而美国人约翰•罗尔斯的惊世著作《正义论》，与《伦理学》一样是在讨论艰深的道德问题。这两部著作我大学时都认真读过，很艰涩。

但我们文化的道德似乎很简单，就是舍弃你的需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把这一点做到极致就是“圣人”了。

在《春天里》事件中，反对汪峰“封唱令”的，就是希望汪峰舍弃自己的需要，而去满足“弱势群体”旭日阳刚的需要，好像这才叫道德，这才叫正义。

其实，这是一团浆糊，而且是一团可怕的浆糊。假若舆论最终可以成为社会力量，那么这团浆糊就会造成对汪峰的不公正。

如此说来，我们缺乏界限感是一团浆糊，我们的道德也是一团浆糊，而这两团浆糊，在我看来，都是一回事。

心理学认为，每个婴儿最初都处于一个完美自恋期，那是生命最初期。婴儿先是觉得整个世界混沌一片，与他融为一体，是一回事。后来，婴儿觉得他与妈妈是一个人。

要想跨越这个完美自恋期，最终清晰地意识到，妈妈是妈妈，我是我，这需要相当好的养育条件。如果婴儿生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他被忽视，甚至被虐待，那么他就难以走出这个混沌期，而不能形成“我是我，你是你”这种界限感。

并且，因为被忽视甚至被虐待，婴儿就会幻想一个完美的能够满足他一切需要的养育者，他后来的一生，都会致力于寻找这个完美的养育者，所谓的“白马王子”与“梦中情人”，是这个完美养育者的一个化身，而孟子所说的“圣人”，也是这个完美养育者的一个化身。

我们将旭日阳刚当作弱势群体，将汪峰视为强者，并希望汪峰能够满足旭日阳刚走上星途的一切需要，这就好像是，我们将自己没有被满足的内在婴儿投射到了旭日阳刚头上，而将完美养育者的希望投射到了汪峰头上，当汪峰拒绝做这个完美养育者，并坦诚道出自己也有需要后，我们便对汪峰释放了巨大的愤怒。

这种愤怒，应该是藏在我们潜意识中很久了。

你是好人，那你能不能做圣人？好像我们社会很容易对好人发出这样的信息。

但被当做圣人的滋味是非常不好受的。有些时候，在一些人际关系中，我感觉我被当作了圣人。
什么是圣人？圣人是没有物质需要的，圣人是没有情欲需要的，圣人是能承担我的所有攻击的。
所以，“圣人”们的处境是被攻击、被忽视乃至被宰杀，譬如岳飞。

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一个关键是公正。公正就意味着，你喜爱旭日阳刚，但同样也要尊重汪峰，这才是真正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