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十年砍柴

3月11日发生在日本的里氏9.0级大地震牵动了全人类的心，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灾害叠加，恐怕是人类灾难史之最。然而，作为自然灾害多发的岛国国民，日本人在这次二战后最大的国难中，依然表现出了让世界人民钦佩的精神：坚忍、镇定、有序。

对于和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国民来说，日本和“日本精神”，一百多年来一直就是吸引眼球的词汇。此次日本强震后，媒体上亦不乏对日本精神的赞叹。笔者认为，最震撼人心、对解读日本精神最具典型价值的事例是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181名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敢死队员”在一号核电站内抢险救援。这么做，并不是他们的生命不珍贵，而是因为遭受辐射后，有些要到10年甚至30年以后才可能引发癌症，他们愿为年轻人承担这个风险。这是人类灾难史上，第一次由长者而不是青年承担救援使命。

按照一般的伦理，危险来临时，应首先让老人、孩子和妇女走开，处在最危险地方的应当是年轻的男子。尤其在有着尊老传统的中国，更是如此。而日本人在此次应对核泄漏危机时，表现出的是近似残酷的冷静和理性。这种理性也表现在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例如，因为收费站里存在多数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辐射，一般都由中年妇女而非尚未生育的年轻女子担当收费工作。日本人对整个民族基因延续、整体素质的考量和他们对整个国家各类资源的考量一样精细，原因在于：无处不在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只有了解有关日本的历史、地理、民情，才能理解这种危机感几乎是大和民族的集体性格。这是一种典型的悬崖上的心态，随时在提防坠落深谷，因此“做最坏打算，做最大努力”的态度深入国民的骨髓。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把资源的利用程度做到极致，即日本企业所推崇的“拧干毛巾最后一滴水”。另一方面，随时面临灾难的心态强化了整个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明治维新之前的幕府时期，日本全国处于事实上诸侯割据的状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威，而当时的清朝尚有集权的朝廷。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很快使国民获得了现代国家的认同感，而清朝的多数国民依然只知有家族而不知有国家。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日本国民都处在一个空间狭小、危机多发、类似茫茫大海上一艘巨轮的岛国之上。因此，日本人面对巨大灾难时，总能临危不惧、秩序井然地进行自救。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在遭受家破人亡、生离死别等种种大悲剧后，很少有呼天抢地的大哭，多数人表现出一种接受现实、默默品尝痛苦的隐忍。“忍者神龟”这一由日本人创造的卡通形象可以看成这个民族的象征。

这种近乎残酷的理性选择，让笔者不禁想起古代日本的一种习俗：处在农耕文明时代的日本，许多地方的土地无法供养更多的人，因此一些村庄的年轻人，往往把年迈的父母背到山洞里，让老人饿毙于其中，而把粮食省下来给下一代。这种陋习反映的仍然是一种残酷的理性，和让年长者冒核辐射风险的逻辑是相同的。而古代中国“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却提供了一个恰好相反的例子：晋代人郭巨，父亲死后独自供养母亲。后家境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的母亲非常疼爱孙子，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郭巨因此深感不安，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
      
可以说，“郭巨埋儿”的故事同样残酷，反映的同样是在生存资源匮乏时人的一种选择路径。然而，今日看来，这种选择未必就比日本古人遗弃父母更伟大。这两个小故事或许是考察中日这两个东方民族集体性格差异的一个有趣的例子。由此似乎可以判断，残酷的理性和冷静的民族性格，一定是要在日本那种生存环境中才可能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