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无耻是分级别的，像“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这一档次的无耻，至少也得副厅级。
    你不能随便无耻。你想无耻就能无耻的么？那还得看你够不够级别。只有副厅级以上的无耻才配登上省级报纸。
    山东省作协王兆山副主席在“党疼国爱”下发出满足的呻吟之后，我本来不想写什么，这样的无耻比比皆是、本不足奇，群众的眼睛还不雪亮？但当我看到市面上某些狗屁不通的相关时评之后，又毕竟忍不住。
    有评论从王副主席的诗（及余大师的告灾民书）谈到了心理学，认为王副主席（和余大师）不懂得安慰人，该学点心理学；还有论者竟从此联想到文学创作的自由与底线，煞有介事地批评王副主席不明白文学创作的底线，似乎他滥用了这种“自由”。
    靠!真是搞笑，你们太低估我们王副主席的才华了!
    王副主席的诗词是真要写给亡魂看的吗？他不懂心理学？他对化灾难为功勋、化感动为效忠的心理学早已心领神会，面对“党疼国爱”心潮澎湃，王副主席的情商岂是一般人能比？
    这种文字又与“文学”何干？后来，王副主席诗人大度地“通过工作人员”向媒体转达：作品发表后有争议很正常，任人评说。似乎这真的是一场文学争议。实际上，如果某作品引起广泛争议，那往往是作者的光荣。但是，不，我不想把这光荣授予王副主席。
    因为在我国写作太自由了，所以生出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吗？事实上，恐怕恰恰相反。
    从写作自由的角度说，王副主席自然有他在党疼国爱下幸福呻吟的自由，他写什么、怎么写都行。但问题是：他有没有才华写出别样的东西来？凭什么作协副主席是他，而不是别人，是因为他写“党疼国爱”的专才吗？这种东西又怎么能堂而皇之地发表？我们的报纸怎么就选择了这种东西？

    自由的写作就像自由生长的草木，但正如草木要受自然选择法则的辖制，芸芸众生的写作受到社会选择法则的辖制，王副主席写“党疼国爱”，同时也有人写别样的东西，但报纸偏偏选择了王副主席的这种东西。这就是社会选择机制。
    也许王副主席以前也写别样的东西，但是当他看到“党疼国爱”的文字更能得到党的阳光雨露时，他作出了适应性调整。作出这种适应性改变的也许不止王兆山一人，于是，在我们公开的花圃中，“党疼国爱”的文字格外郁郁葱葱。
    这一切难道是我的臆测吗？
    我注意到，对他的引起民愤的诗词，王副主席其实根本不以为耻，不知为耻，要不他也不会拿给报纸发表了。想必他这么写也不是第一次。我相信，他能当上省作协副主席不是偶然的，也许凭的就是这种非一般级别的无耻精神。
    只不过这次他犯了众怒，公开演出演过了，只能说明他还不够聪明，没能始终做到让领导、群众都满意。
    在我国，无耻是有级别的，不同级别的无耻将得到不同级别的回报。只要你具备了作协副主席级别的无耻，早晚就能当上作协副主席。再提升你的无耻级别，主席或更高的位置也不会远了。
    只要这种无耻的回报法则不变，这种无耻就就会在我国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