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文化自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

刘县书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充斥着害怕“失掉”自己的焦虑。

    也许因此，“文化”成为当下人们用得最多，却也是最暧昧不明的词汇之一，在两会上何尝不是如此？

    郁钧剑、宋祖英等委员提议在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为了把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下一步的工作以解决农民“文化”生活贫乏为重点，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聂震宁委员说：“文化”产业应该为人民群众“文化”权益提供保障，坚持体制、内容、形式的创新。

    “中国有极好的传统文化，但没有注意保留。忘记了旧的，又没有建立起新的。” 代表、作家池莉对“中国文化的远去”深感忧虑。

    ……

    请注意，他们用到的“文化”概念其实是不同的。

    人们现在都同意，“文化”很重要，如何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已成热门公共话题。但这种共识其实只是相当模糊的大前提，可以被拿来引证不同的东西，很多争议正因此而生。学繁体字，背《弟子规》，恢复唐装，开国学班，行祭拜礼……近年来，围绕“传统文化”生出的争端与热闹一场接一场，包括这几天从两会传出的引发如潮批评的“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讨论的背后也离不开对“文化”概念的深层次辨析。

    从今年开始，传统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可以放假了，因此，我们接上了传统吗？凭空造起一座“文化城”，炎黄子孙就拥有精神家园吗？繁体字如何牵系着中国文化的根？过去那么多不识字的中国人算我们怎样的文化祖先？那些主持孔子或其他某子祭拜典礼的官员，对孔子或某子的精神思想有多少理解和应用？讲庄子的于丹登上了福布斯财富名人榜，讲三国的易中天粉丝如潮，说明国学复兴了吗？文化站建设到底给了农村怎样的文化？不断增开的孔子学院，就代表我们输出的中国文化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找到一个新人接替孔子的“文化大使”职务？

    我们必须先得搞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什么是我们当下的文化，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可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文化。

    文化有广义的、狭义的，物质的、精神的，过去的、现在的，外来的、自己的，形式的、内在的，实践的、书面的，好的、坏的（相对而言），官方的、民间的，大众的、精英的，还可以分为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技艺文化……现在我们说要“繁荣”和“建设”的往往指最狭义的“文化生活”，我们所言的“传统文化”其实仅是纸上记载的“文化”，而且多半是今人带着有色眼镜改造过的“文化”。

    我怀疑，我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过去人们的真实生活形态和精神状态，所知甚少。对此，其实我们缺乏真正深入的研究，缺乏保存和了解的热情，这方面的研究资助少得可怜!为了一栋商业大楼，那些口称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同时却毫不犹豫将遗迹古迹连夜铲平，这样的事例还会少吗？

    文化是不断变迁的，而且这种变迁并不完全以权力的意志为转移，一个族群的文化会与环境不断发生互动。在当代世界中，我们的文化将如何演变，将来形成一个怎样的格局、得到怎样的结果，我们需要思考，政府也可以有一个主导的追求方向，但结果无法断言。

    思考和追求时，我们需要正视三个问题：一，发展文化是为了什么？为了人的幸福，还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抑或为了方便治理？二，世界的过去、现实和未来是怎样的？三，政府在塑造文化上的可能性和限度在哪里？

    文化的演变有自身规律。如果不考虑世界的现实和大势，不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所谓复兴就可能只是复古——复古不一定不好，但别打着复兴的旗号忽悠人。如果不尊重文化进化的自然规律，所谓建设文化就可能变成戕害文化。

    拿现在人们纷纷道复兴的国学为例。据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上国学最繁荣的时期有三个，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清末民初，这三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权威破碎，人们思想上的禁锢被打破，因此迸发出灿烂的创造之光。

    给文化发展一个宽松的环境，也许是为文化自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

    写到这里，我看到民政部对中国秦文研究会、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等社会团体作出行政处罚的消息。 

    民政部网站公告称：中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等社会团体存在未参加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或年度检查不合格的违法行为，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民政部对中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等社会团体分别作出警告、停止活动6个月、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从这些团体的名称看，都是很有特色的文化团体，犯的错无非是没有接受民政部的年度检查。

    在一个民间文化需要时时接受检查的环境中，能有怎样的文化繁荣？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