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作家北村是与“心灵”、 “基督”、“终极”、“爱情”、“纯粹”等词汇连在一起的，这种印象来自他的作品和旁人的评论，人们都说他是心灵写作、精神圣徒。在那张印于《周渔的火车》扉页的肖像中，金红的秋阳沐浴着北村丰满的脸庞，黑色长发和黑色皮夹克也闪着温暖的微光，那味道的确有点梦幻和脱俗。在作家出版社某编辑室初见到他，我不免有点意外，作家大头大脸大胡子，个子不算矮，但因为发胖了，显得并不高，也因为这微微发胖的身体和步伐，竟然像个不大不小的商人（如果剃掉胡子和长发，差不多就是另一个“陈凯恩”）。最糟糕的是，他的神情和说话竟然那么和蔼，和蔼与健谈得与很多人没什么两样！

        北村说他不要靠文学生存，他怕因此使自己的文学变质，“我一旦纯粹用文学谋生，我就难免不继而靠它发财。我的意志薄弱，我会巧妙地利用我的文学，不露痕迹地炒作它然后悄悄地改变它的性质，最后改变了我自己的心灵”，“这是最后一根真实的管道，请保留它的某种纯粹吧”。这段表白非常重要，它至少告诉我们五点（记住这五点将对你理解北村非常有益）：一，北村意志薄弱，怕自己经不起诱惑；二，他很在乎自己的心灵，害怕它变质，他觉得心灵是不难变质的；三，这个人很清醒；四，他认为文学应该是真实的管道，具有纯粹的品格；五，他把文学和自己另外的生活分得很清楚，或者说，他自觉地保持文学写作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他的另外一部分生活是影视编剧，看来这个“工种”还是比较发财的，因为离开时我们发现他开一辆不错的白色尼桑轿车，在福建老家的物业之外，作家也已经在京郊买下了一座院落。我们为他祝福，一个“纯粹文学”的作家也能够过上好日子，我们应当感到高兴。

    2.   我并不知北村早期“先锋作家”之名，那时我还在大学里解剖青蛙、看显微镜，不关心格非、马原、余华什么的，而北村自己对“先锋”之名其实也不以为然。他说：先锋是评论家给的，先锋之名其实没什么实质内容，先锋作家之间差别很大，起初人们也许看不清楚，后来就越来越明显了。从《聒噪者说》、《玛卓的爱情》到《家族记忆》、《周渔的火车》、《强暴》，北村的笔法在慢慢变化，在这个世界上变化才是永恒的，他的叙事越来越圆熟，“小说写得越来越上道儿”（赵毅衡语）。那天我们一起在饭馆里吃饭，上菜的小姐居然就拿出一本《周渔的火车》请作家签名，座中也有两位属于非常喜欢和仰慕北村的女士，不知他是否感到危险，因为他说过，“我希望我的作品被更多人接受，但如果多到洛阳纸贵，我就要怀疑，我是否变节”。

        我接触北村从《强暴》开始，后来读《周渔的火车》、《玛卓的爱情》、《公民凯恩》、《最后的艺术家》、《家族记忆》、《陈先和》、《消灭》及他的一系列散文、小部分诗歌。他的散文和诗歌有着浓厚而明显的基督徒色彩，而他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类像《玛卓的爱情》《周渔的火车》《强暴》等，开始都是美好、浪漫、单纯的爱情世界，这种爱情逐渐被推至美好的极致，像童话像天堂，像生活的一切，然后现实生活阴险的噪音进入，如致命的裂缝一般迅速扩大，这个起初若有若无的声音最后放大为恐怖的啸叫，让男女主人公原先天堂般的世界彻底坍塌、荒芜，留给他们（和读者）的是内心最深处的恐慌和反问；另一类小说包括《陈先和》、《消灭》等，不以爱情为媒体，探索和追问另一些精神追求（如写作）的意义，采用的也是不断推向极致、不断裂变、最后崩溃的程序，其中《最后的艺术家》中兼有爱情与艺术两种题材因素。其实北村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一种东西，都有关精神有关追求，人物都偏执，善恶美丑都会发展到极致，必作终极追问。看起来貌似纪实的《家族记忆》好像算一个例外，其实不然，其中不同人物的不同处世哲学是经过作家极致处理过的，而作家的目的还是要追问活着的终极意义。

        我喜欢这种处理，喜欢文学发出的这种追问。那么多笨拙费劲地记日记、用文字进行现实生活超级模仿秀的小说，败坏了我的胃口，我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要写作，或者说，那些洋洋自得的流水帐你写可以，为什么非要出版呢？写作不一定高尚，北村说，有比写作更高尚的事。他告诉我们，他是因为心中深刻的困惑、因为对某些基本命题的思考，所以写这些小说的。这么说，好像有一种理念先行的味道，北村不会承认这一条，但我体会到他正是如此。

        我听得很真切，关于其小说的模式化，北村解释道：“我的小说题材本身的意义不是很重要，看似都是爱情的题材， 实际上关注的是精神问题，比如《玛卓的爱情》是写爱与信心之间的关系，《周渔的火车》写爱与纯粹的关系，《长征》写爱与永恒之间的关系。它们表面上故事类似，核心是变化的。之所以采用情感题材，因为比较容易直接到达精神层面，而在基督教（或基督教背景的）作家中，善、恶、堕落等基本主题是被反复表现的。”

       喜欢作哲学追问的作家北村，在一段爱情失败的痛苦时期皈依了基督教，他似乎从那里找到了答案和安慰，却把他笔下的众多男女依然留在了无尽的痛苦中。我并不同意北村的某些做法和说法，比如他把爱情遇到的问题推向极致，然后将惟一的出路通向宗教信仰。其实就事论事，问题从生活中来，还可以在生活中解决，现实生活不必接受不断的追问，那是不合理不人道的，有些绝境不是生活的常态，比如《强暴》，可以不那么处理的，《不道德交易》中的男女主人公不是找回了他们的爱情吗？如果忽视具体可能的命运、文化、心理和生理因素，当作家热衷于借用情感题材的外壳表现哲学立场时，那么你怎么能对号入座、就事论事呢？对自己的生活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想以此提醒那些因为北村的小说而对爱情感到绝望的女性。

        喜欢北村小说的人是因为他背后想传达的哲学立场吗？我一点儿都不这么想。北村说，艺术家不一定是哲学家，但他们都应该是哲人，应该思考基本命题，他是对的，幸亏他不是哲学家，他仍然是一个不错的作家。比如李商隐，关于他的无题诗，有人说它们是有关官场时事的隐喻，我懒得理会，爱情就是爱情，那是多么美好的爱情表达。 

        这个时代的爱情真的变了吗？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