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 学而篇第一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这段文字的解释历来是争议颇多。

何晏《论语注疏》----复，犹覆也。义不必信，信非义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义。恭近於礼，远耻辱也。恭不合礼，非礼也。以其能远耻辱，故曰近礼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孔曰：“因，亲也。言所亲不失其亲，亦可宗敬。”

　 何晏认为“义不必信”，所以“信非义也”，也就是说信不等同于义，他的依据应该是孟子说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何晏指出了两者之只是相近而不是相同，差异就在于其言是否可反覆上。

至于“恭近于礼”，何晏认为因为是近于所以也有所不同，故而“非礼”，但是有相同点，可以远耻辱。

这两句话如果单独列开，照何晏这样的解释，似乎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有子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说何晏这样的理解就有点偏了，按照一般通常的表达习惯，如果说两者相近，要么重点落在指出两者的相同之处，要么就是落在不同之处，不会前一句说明相异之处而后一句说明相同之处，那样就无法明确表达说话者的用意所在。而且不同的事物有差异是正常的，所以说两者相近，基本上应该认为是为了表达共同之处。所以何晏这样的理解我认为不是很合理。

其次，如果“恭近于礼，远耻辱矣”这句话照何晏那样理解有子是突出非礼的话，那么有子的言下之意就是非礼的“恭”也能同样远耻辱，于是礼就变成是多余的，这显然不可能是孔子的学生会持有的观点和立场，所以何晏这样的理解一定不会是有子的本意。

至于第三句何晏引用了孔安国的注，所亲不失其亲，为何就可宗敬？这之间的关联令人不得其解。

所以朱熹没有采用何晏的解释。

朱熹《论语集注》----信，约信也。义者，事之宜也。复，践言也。恭，致敬也。礼，节文也。因，犹依也。宗，犹主也。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致恭而中其节，则能远耻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则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

朱熹的解释成为了以后诸家解释的主流，信被解释成了约信，这里朱熹很巧妙地偷换了概念，“信近于义”从他解释的践言的层面看，信应该是作守信解，但是在信的注上，朱熹又解成了约信，于是信便变成了约的内容，而由约字替代了原来的信字的意义，信字表达的概念被巧妙地偷换了，“信近于义”演变成了“约近于义”。而这样一来，实际上这个守信之信已经名存实亡，被“义”吞噬了。因为约是要在践行以后才能体现信，而朱熹的解释是约必须合于义才可践行，那么这个守信行为其实就是等同于义了，而约不合于义，则不能践行，于是就永远成不了信，只是约。于是乎要么是义，要么是约，有子说的“信近于义”的情形在朱熹的解释里其实就是不成立的。朱熹解释中的“信”被偷换概念一直未被后人察觉，所以后人的解释都是承继了他的脉络。

至于第三句的解释很牵强，好像意思是投靠主人的时候眼睛要睁睁开，否则有得你后悔的，所以后来的杨伯峻和钱穆都没有采用他对这句的解释。

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文】有子说：“所守的约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态度容貌的庄矜合於礼，就不致遭受侮辱。依靠关系深的人，也就可靠了。” 【注释】复——《左传》僖公九年荀息说：“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又哀公十六年叶公说：“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这“复言”都是实践诺言之义。《论语》此义当同於此。朱熹《集注》云：“复，践言也。”但未举论证，因之后代训诂家多有疑之者。童第德先生为我举出《左传》为证，足补古今字书之所未及。远——去声，音院，yuàn，动词，使动用法，使之远离的意思。此处亦可以译为避免。因——依靠，凭藉。有人读为“姻”字，那“因不失其亲”便当译为“所与婚姻的人都是可亲的”，恐未必如此。宗——主，可靠。一般解释为“尊敬”，不妥。

杨伯峻的解释基本上是在朱熹的基础上加以改动的，从朱熹开始就把“言可复也”的复字训为践守，朱熹对此没有举出训诂的依据，杨伯峻在此引用了两段《左传》的文字帮朱熹的训诂佐证，一段是《左传》僖公九年的“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这句话的背景是荀息之前答应了晋献公辅助幼子继位，晋献公死后，有些士族准备起事杀死荀息要辅助的幼子，有人劝说荀息放弃和他们作对，置身事外，于是便有了荀息以这句话作答，这句话如果以现在的话来翻译，意思就是我已经答应了前国君（晋献公），不能有二心，我怎么还能因为爱惜生命而复言呢？后来荀息被起事的士族杀死，遵守了对晋献公的承诺。那样的话，这个“复言”就应该解释成“覆言”，也就是食言的意思，而不是践守的意思，即荀息不愿意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食言。所以杨伯峻举的例子恰恰不能作为他解释的佐证，反而变成反证。

第二段是《左传》哀公十六年的，“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这段更是原文直接点明了“复言非信也”，如果复字训作践守义的话，就变成践守诺言不是守信了，这不是又反了吗？所以我对杨伯峻在注解中举这两个例子是百思不得其解。至于第三句“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的解释不合理不待我说了，钱穆对此的解释也不一样。

钱穆《论语新解》----言可复也：与人有约而求能信，当求所约之近于义，俾可践守。复，反复，即践守所言义。 远耻辱也：恭敬亦须合礼，否则易近于耻辱。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犹依。宗，犹主。谓所依不失为可亲之人，则缓急可待，亦可亲为宗主。或说：因，姻之省文。宗者，亲之若同宗。外亲无异于一本之亲。今按前解通说．后解专指，今从前解。 本章言与人交际，当慎始，而后可以善终。亦见道有先后高下之别。信与恭皆美德，然当近义合礼。有所因依亦不可非，然必择其可亲。 白话试译--有子说：.与人约而来信，必先求近义，始可践守。向人恭敬， 必先求合礼，始可远于耻辱。遇有所因依时，必先择其可亲者，亦可依若宗主了。

钱穆对第一句的解释承袭了朱熹的解释，对第二句他的解释有所不同，认为恭敬如果不合礼，反而会招致耻辱，这样的解释似乎讲清楚了恭与礼之间既相近又不同，好像比较合理，但是他这样的解释和孔子话发生了冲突。在《论语·阳货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其中孔子没有强调恭要合于礼，而是恭则不侮，和有子的“远耻辱矣”是一致的，所以钱穆的解释就有画蛇添足之嫌。

至于第三句基本上也是朱熹的意思，既说不清楚什么意思，更是难以说明和前两句有什么关联。

对于第三句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杨伯峻和钱穆都提到的“因不失其亲”的因作姻字义，就是姻亲如果不失其亲，可以把他视作宗亲，这样的解释似乎和前两句的关联性似乎更强一些，既近又不同。

以上这些解释是目前流行最广的最有影响的，但是学术界对这段文字的解释一直是纷争不下，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合理解释。

我对这段文字的理解也一直在这几种解释之间游离，直到我搞清楚了两件事情以后，我才算终于解开了这段文字的疑团，我相信现在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第一是关于亲的理解，我们以往一直把亲与感情或者血缘捆在一起来理解了，在《说文解字》里，亲：至也。也就是说亲的本义就是指关系最密切，感情和血缘的成分都是引申以后的结果，关系密切不意味着一定就有感情或血缘上的联系。从亲字的本义来解释第三句就有了合理的可能性。

第二就是意识到了朱熹在不经意中把信概念的意思换成了约。

现在再回头来看这三句话，基本上就没什么难懂了。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守信接近于义，（因为守信，）所以也就有了再次的话语机会。

复：重复。

“恭近于礼，远耻辱矣”：恭接近于礼，所以有礼相近的作用，能让人避免耻辱。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为（信和义、恭和礼）的关系非常接近几乎等同，所以可以通过（信和恭）来取法（义和礼）。

宗：取法。

连起来用现在话来理解就是，信接近于义，如果我们没法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于义，那么至少我们知道守信应该做到的。如果我们没法确认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于礼，那么至少我们知道恭敬与礼很接近，恭敬可以同样让我们避免出丑招致耻辱，因为信与义、恭与礼非常接近，所以我们可以从信和恭入手使自己的行为达到合于义和礼。也就是（信和恭）亦可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