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

孔门理财学

作  者

陈焕章

出版时间

2015.7（原著出版于1911年）

译  者

韩华

读书笔记

（p16）尽管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去世了，但是，中国人依然信奉孔子的基本教义，并相信孔子的教义永远蕴含着真理，而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孔子教义以中庸为基础，从不走极端；另一方面，孔子教义以变化之道为主题，易于适应环境，孟子赞孔子为“圣之时者”。确切地说，孔子的教义以人性为基础，只要我们是人，无论我们生活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向孔子学习，而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坚信，再没有人比孔子更伟大了。

（p26）孔子在其著作中，兼用了推理与归纳之法。孔子认为，推理与归纳，二者具有同等之重要性，并指出了偏独于其中任何一种方法的危险性，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学”一词为归纳之义，“思”一词为推理之义。归纳与推理，二者必须结合运用，没有归纳的推理与没有推理的归纳均不能存在。孔子以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单一的推理法是无用的。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 卫灵公》）又有一次，孔子说到他的归纳性：“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以上所征引的两段文字，骤观之，与推理法相比，孔子似乎更倾向于归纳性。

（p80）根据道德的最高标准，我们必须严格地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而就通常的人性要求而论，我们则要博施济众、宽以待人。孔子说：“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对自己，孔子将道德教义置于理财活动之上，在某些情况下，舍生取义；但就整个社会而论，孔子将理财活动置于道德教义之上。

《论语》对上述原则做了最好的举例说明。据《论语》所记，一次，冉有驾马车陪孔子去卫国，孔子说:‘‘庶矣哉！”，冉有问孔子“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夫子说：“教之。”（《论语•子路>)

无论民众是多是少，在能够教化民众以前，必须使其富裕起来，此即为孔子关于理财活动是伦理活动基础的一般原则。《诗经》将“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反复三遍，其用意即在此。

孔子为官员与士人阶层、广大的庶民阶层规定了两条原则，分别为:位居社会上层的官员与士人，伦理活动先于理财活动；而处于社会低层的庶民阶层，则是理财活动先于伦理活动。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懂得孔子的原则，那么，我们将避免对该原则在理解上的混乱。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在此所谓之“君子”与“小人”，系指他们的社会地位。

（p138）既然理财活动对人类而言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每个人自然首先考虑他将获得什么，而不是他应该做什么。人们主要担心自己的利益，竞争因此产生了。根据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假如存在绝对的自由竞争，那么，每个人恰好获得他应该得到的，因为每个人均在意他自己的利益。因此，这些经济学家鼓吹理财活动，竞争是必需的，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必须最小化。孔子之教正好与此相反。孔子之教认为，对于理财活动，政府的干预是必须的，而竞争必须最小化。为了解释此教义，我们将首先指出，即便竞争能够绝对自由，也不应绝对自由的缘故。

首先，我们考虑自然选择的法则。在汉语里，“天”一词具有三层含义：上帝、天、自然。我们现在所使用“天”一词，仅仅为第二与第三层意思。孔子是一名进化论者，他说：“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中庸》)在此段论述中，孔子暗示了自然选择的法则。

孟子也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

因此,在自由竞争中，有天意在，天命不会注定任何人；天命将属于少数奋发图强的人，而若干懈怠的人，只有听天由命了。

天是什么，天是超越善恶问题的难以了解的存在，因为天既不是善，也不是恶。《系辞》说：“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在自然一面，天表明宇宙过程化育万物，自然无为之天地之“道”；而在社会一面，圣人体天地之“道”为伦理之用。此二者未曾能协凋一致,因为一面有目的，而另一面则没有目的。在宗教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上帝帮助有德行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然承认上帝只会祐助最强壮者，而并非任何人均能获得上帝的祐助。假如我们坚持遵循“自由放任”之理财政策，使竞争处于绝对自由之中，那么，世界将会留给少数的强者。尽管我们不能过多地抗拒自然，但是，我们如何能忍心看见构成人类最主要部分的弱者痛苦呢？因此，如果没有伟大的宗教导师、没有伟大的道德家与伟大的政治家，那么，就没有某种规则对自然讲行干预。既然自然选择仅有益于强者，不益于弱者，那么作为整体的社会，人为地进行调整是必需的。《易经》说：“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第二，让我们从人性的角度进行考虑。强者永远不会满足，除非他们拿走了弱者的所有。何休说:“贫富兼并,虽皋陶制法，不能使强不凌弱。”人一旦拥有一点对别人的权利，假如允许的话,他总是豪不犹豫地使用权利牺牲別人的利益，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确，人人均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些人能成功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有些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尽管他们完全知道自我保护利益的必要性。因此，人性如此，竞争必须有所约束。因为，尽管少数人通过绝对的自由竞争可以获益，但是，多数人实力不足不能自由参与少数人的竞争，在自由竞争中，少数人必定战胜多数人，因此，利己主义不可能作为理财活动的调节器，政府调节随之必须。

尽管孔子没有废除竞争,但孔子建议运用若干政府调节以控制消费、生产与分配，并以此取代绝对的竞争......

（p152）生活在孟子时代的孔教徒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当然，孔子及其徒之意并非以为人应受欲望的奴役、束缚，然而，他们承认人类欲望于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自孔子开始，孔教徒绝不倡导灭人欲思想，一直到宋朝周敦颐（孔子纪元1568—1614年,或公元1017—1073年)时代。孔子之真实思想并非人应禁欲，而是人之欲望越少越好。《礼记》上说“欲不可从”，“乐不可极”，此即为孔子关于人欲的真实思想。

（p153）人的欲望是逐级上升、无止境的，荀子描述了人的这些特性，他认为，“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父绣，行欲有輿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

（p153）尽管孔子承认人类的欲望，而且支持、鼓励人类在欲望上获得满足，然而孔子却并不允许放纵欲望。因此，为控制人类欲望，孔子提出了准则，此即为众所周知的礼。礼指在所有方面何为正当的、合乎体统的。礼一词，其涵盖范围太广泛，以至于除文明一词可能涵盖其全部意义而外，在英语里再未有真正与之对等的词语。

（p158）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此即为发展博爱精神的途径。《礼记》上说：“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 ”②《春秋繁露》中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之仁？”而孔子之所以将爱推及至鸟兽昆虫，其确切之原因在于，动物也是上帝的创造物。然尽管如此，因孔教极端实用，故而在现存条件下，孔教并不坚持戒荤。孟子说: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此即为施行仁爱之标准，并与“三世”说和谐一致。根据康有为的理论，当我们“有能代肉品之精华而大益相同者，至是则可不食鸟兽之肉而至仁成矣”。而康氏是论则将属于孔子所谓之“太平世”阶段。

总之，关于戒荤，从仁爱的观点论之，佛教虽属最高境界，但却不切实际。基督教保罗之理论，尽管属不可避免之事实，但却有些残酷。在食荤问题上，孔教采取了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观点。孔教包含了全部的仁爱之道，并一步一步地切实实践，此即为中庸之道。

（p164）众所周知，孔子制定了若干礼仪。然而，当孔子谈到理财问题时，他却以最简单、最具说服力的方式进行了描述。毋容置疑，孔子是一位极其切合实际的人，他总结了人生的原则：“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中庸》）

此外，即使消费在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但却不能满足其低迷的理财状况，那么，其精神依然遭受巨大的痛苦。但是，如果遵照孔子教义，他不仅能保持其现存的理财状况，同时，也能享受若干生活快乐。《礼记》中说:“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p168）人人均应满足于自己既有的财富，然后他会发现自己富有。但是，倘若他不满足于财富现状，那么。即使他位居天子，他仍然发现自己贫穷，并因此永不休止地猎取财富。

（p172）首先，孔子教育贫者如何保持高于物质财富的个人尊严，其次，孔子教育社会如何理解、欣赏高于并超越财富力量的美德荣誉；遵循孔子的教义，美德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会真正地具有荣誉地位。这样的民族精神繁荣于整个东汉、宋朝与明朝，并达到了巅峰；甚至在今天，这样的民族精神仍然盛行于整个帝国。这是中国之花、孔子之果。尽管这样的民族精神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妨碍了物质发展，但它仍然给社会带来了大量的幸福。的确，孔子使人远远高贵于财富。

（p195）孔子的目的在于：警告豪华与奢侈的危险。既然奢侈能够毁灭皇帝与国家，那么，奢侈毁灭—位普通的人及其家庭，那是多么容易啊！

（p210）依孟子所述，“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孟子.尽心上》)。因此，丝绸衣服与肉食，这对年老者而言不属奢侈之物，相反，乃是年老者的必需之物。

（p277）敬姜一位贵族寡妇，她提出了自然环境影响民众的一般原则：“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

（p301）孔子拒绝教樊迟种庄稼，其原因在于农业仅为普通民众的职业，士人不应该学习农业。因为士人乃公职候选人，他们应该学习如何管理政府，如何影响民众，而不应该学习如何实践农艺，种庄稼。此外，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而樊迟是他的学生，为什么樊迟请教孔子诸如“学稼”、“为圃”这样的小事呢？这说明樊迟的志向并不比成为一名农夫高，因此，孔子指出政府善治在影响民众方面的极大作用，并以为士人参加农业生产并非必须。简而言之， 孔子教育樊迟以政治，而非农业，因此，根据孔子所言，农业只是四民中的一种职业，而士人可以为社会创造比农夫更多的效用。

（p331）物品价值不仅依赖其有用性，也依赖其稀缺性，孟子提出了这样的原则。孟子说：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尽心上》）

根据孟子所述，水与火具备有用性，因为如果没有水火人们不能生存，而当水火充足并易于获得时，水火则无价值可言了。另一方面，因为豆与粟在供应上受到限制，所以，二者兼备有用性与价值。因此，圣人想使豆、粟与水火一样富裕，换言之，圣人希望有价物品与免费物品一样丰富。设若对某物品有一持续的需求，那么，物品供应在数量上的增加是降低物品价值的基本原因。如果所有的有价物品全部转换成免费物品，那么，这些有价物品将不具备价值，但却具备有用性，民众因此不用付款就能获得这些物品，于是，民众愿意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这就是圣人的目标——通过解决理财问题而解决伦理问题，这也是实用性的原则。

（p347）叶适意指国家财富依赖于货物的增长，而非钱币的增加。当货物充裕时，其价即廉，而钱币之价值高。反之，如果货物不足，这就会导致钱币价值降低。因此，叶适说“物不可得而见”，因为他将钱币数量与货物数量进行比较。

（p357）稍晚于子贡的商人是范蠢。范蠡是越国的大夫，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后（孔子纪元79年，或公元前473年），范蠡成了一名商人，他从其老师计然那儿获得理财的理论，而该理论值得我们讨论。计然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物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货殖列传》

以上均为计然的理财原则。范蠡在成功地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治国之后，他希望将这些原则也应用在发家上。因此，范蠡成了富有的商人，而他的方法就是挑选合适的人与抓住合适的时机。事实上这就是（商业）投机。范蠡在十九年时间内，三次积聚财富(至千金之多），并两次将财富分发给穷人，其财富的数量上了亿。因此，范蠡以其富有而著名。

    大约在孟子时代，曾有一位白圭。白圭被称为“商祖”，但他将理财学视为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白圭考虑更多的是时机的变化，其经商策略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趋时若兽挚鸟之发。”因此，白圭将其理财之道，与最伟大的政治家的政见、兵学创始人的谋略、法学创始人的法治相比较。白圭说：“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史记•货殖列传》）

因此，司马迁告诉我们，中国的理财学家公认白圭为“治生祖”，他说:“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p379）许行之说极端民主，他教导人人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所有国君均应该是耕种土地的农夫，但这是不可能的。而孟子的学说则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统治阶层虽由其他社会阶层供养，但并未压迫人民，因为这个阶层的人士在为政府工作的同时，不能兼顾耕地，而且，他们从事被统治阶层不能胜任的脑力工作；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仅仅是一种服务交换，双方彼此依赖。

（p413）孔子反对封建制，但井田制与封建制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孔子为什么会赞成井田制呢？这是因为封建制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故而孔子痛恨封建制度；而井田制带来理财上的平等，因此孔子热爱井田制。孔子的思想完全建立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此外，还因为孔子生活在封建时代，不能立即废除封建制，所以，他只得依据其生活时代提出更有利于民众处境的理论。

（p570）现在，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理财活动一直停滞不前、生产取得极少进步。原因之一在道德界。人总是具有两类动机，即理财动机和道德动机，但通常而言，人的理财动机比道德动机强烈，然而，孔子教导人们理财动机受制于道德动机，虽然这样的教义并不始终被人们接受与遵照执行，但在中国，孔子的教义一直在相当程度上被遵循着，正因为这样，中国人耻于谈论挣钱，并由此阻碍了生产。孔子对此要负责任，但我们不应为此批评孔子。

第二，中国之所以缺乏进步，存在哲学上的原因。道教与佛教过于关注精神，不重视物质幸福。在晋朝与南朝，士人们热衷于清谈，抽象且玄虚。这就是受道教的影响。王衍（孔子纪元807 —862年，或公元256—311年）甚至不说“钱”字就是例子。佛教的哲理是消灭人的欲望，并使生活尽可能地艰苦，在佛教的影响下，宋、元、明甚至本朝的士人，都极少关心理财问题。当然，这不仅因为佛教，也因为孔教的影响，但孔教绝不走极端，甚至可以说孔教士人有些受佛教的影响。因此，儒、释、道三教，其哲学观点相结合，阻碍了中国的理财进步，而尤其是佛教与道教。

读后感

孔门理财学  ——》  孔门经济学

（p42）与英文“经济学”一词相当的汉语是‘理财学”一词，顾名思义，无需解释。我们追溯理财学一词的起源，它最初出现在《易经》的《系辞》中，《系辞》上说“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既然《系辞》已经使用了“理财”一词，中国人通常采用术语“理财学”代政治经济学的艺术，或者指经济学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