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玫瑰》出版散记1

写这本书，是偶然。06年春天，妖娆绚烂的钟山植物园里，省作协创联部主任、17期青年作家读书班班主任傅晓红老师询问同学们，近两年内可否有新书计划。

彼时的我，对于出版个人文集，是压根都没想过的事，几乎没有迟疑，我回答“无”。不料，刚回宜，因了几位文学前辈的支持，更有公安局领导陈局的热情策划，忽然有了《铿锵玫瑰》一书的创作计划。

随后近半年时光，我艰难地行走在寂寞辛涩中，因为底韵不足，加上素材贫瘠，造成了书写过程中的屡陷绝境。从一开始的谋篇布局困惑重重，到后来修改过程中字词句式的反复斟酌，甚至是文集配图的挑选，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说，从创作至出版的过程，便是一次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人生经历。

终于尘埃落定，于2008年1月22日，在宜兴宾馆有了一次规格起点较高的新书首发式。而就在此前八天，即14日，我的工作关系亦正式宣布调入市局政治处。新年伊始，便开门迎来了两桩喜事，对于我，该是如何一种欢喜。

写作、出版、首发，这一路走来，最大的收获，已不仅仅是成功后的喜悦，更多的则是来自陌生朋友们的无私关爱所带来的感动。在我一次次陷入困境之时，是这些温暖友善的眼神，激励着我，继续前行。

书稿是在06年国庆前夕，正式动笔的。07年春，初稿完成。4月中旬的某个周末，专程到金陵拜访青作班老师、省作协副主席储福金先生，先生欣然答应替我初具雏形的作品写序，并于5月1日准时将序发至我邮箱。

其后，出版之事几度搁浅，反复再三。我心力憔悴于应付某类无休止的欲望。悲怯之时，呼酒买醉，自甘沉沦。曾有不眠之夜，悲愤的我，孑然游荡在清冷的街道、水岸，任泪眼婆娑。

幸运的是，我始终不是孤独的，在我的耳边，总有一声关切。

九月上旬的某个夜晚，得到授权，可以自由操作书稿。那一晚，我几乎是癫狂行走于街市，不过，与此前那些悲伤的夜晚不同处在于，那是一种久郁释放后酣畅淋漓的欢愉。

随后的日子，紧张而快乐，紧锣密鼓地联系出版社，货比三家。其间，要说声感谢的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黄孝阳，一位有过几面之缘的青作班学兄，认真负责地为我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出版参考，书号真伪及其他权威解释。斟酌再三后，考虑到装祯等诸多因素，我最后选择了在沪上文汇出版社付印。于是，结识了该社社长助理朱耀华先生。第一次，与朱先生交流，是在电话里，若不是友人早早打了招呼，我恐怕是要有失礼貌笑出声来。朱先生说到急处时严重口吃，这在我的新书首发式上，代表出版社发言时尤显严重。可是，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彼此间交流。

在书稿校对过程中，我时常会接到朱先生的一个电话，那一定是关于书稿中某个细节需要推敲。他甚至会拿上计算器，计算书中引用数据百分比的正确性。也正是他严谨的工作态度，一一发现了我写作过程中的疏漏。

我是褒电话的高手，是拎起话机便打的主。稿件修改至装祯设计过程中，稍稍觉得不妥，便一个电话追杀过去。而朱先生，显然是沪上新好男人的典型代表。无论我提啥要求、意见，他总是“好呀”。也因是这“好呀”，无形中放纵了我的挑剔。我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不断提着个性化要求，折腾版式。

样稿一次次快件寄来，连夜圈改，又限时快递送达。二稿、三稿、四稿，到最后定稿、纸张、版式时，我又专程杀至沪上。

在美编张志全先生的零语工作室，我意外发现，家里很多书的装祯设计，居然就出自张先生的手笔。比如，那本垮掉一代代表作《在路上》，等等。

这世界很大，但又很小，很多时候，很多人，冥冥中注定会是相识。这是我当时忽然有的感受。

因为前期耽搁了些时间，而此时，年关将近，我担心着书是否能赶在农历年前出来。朱先生似乎完全理解了我急迫的心情，一刻没有耽搁地全程督促进展。事后我了解到，即便是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在文汇出版书籍，也是要经历半年的正常流程。而我这本书，十一月送出版社校稿，装祯，一月中旬正式出版，前后仅仅历时两个半月。

一直感动于朱先生说的一句话，“上海男人，事先会斤斤计较，但做事情时绝不会马虎。既然做，便是一定要做好，是要对你负责的。”

作为《铿锵玫瑰》一书的责任编辑，朱先生甚至放弃了元旦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做版面终审。朱先生感同身受着我焦灼迫切的心情，在样书出来的第一时间，立马发快递给我。虽然，只是比批量书早一两天抵达。而现在，我与朱先生，早已成为朋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