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股市中的权力影响力，有时候是通过传导机制发生，有时候则是直接干预市场。

    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以及由此派生出现为的产业振兴计划和地区振兴规划，在股市中引发拿着地图炒股市的潮流。这并不是说深沪股民比欧美股民更弱智，而是他们都知道在股市里权力大过天的道理。

   虽然四万亿是政策间接影响股市，但是，对企业利润影响极大，投资者竞相追逐完全是理性行为。这既证明权力的有效性，也体现了权力的威严。当然，美国股市在量化宽松之下，一样是被扶持股票炒得风生水起。

    有点区别的是，美国的政策出台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在投资者和决策者之间的猜谜游戏可博弈的空间相对较小，而中国政策出台的不可预知性，或者少数人可预知性太过明显，以至于政策的出台过程往往隐藏巨大的寻租空间。

    当然，更明显的政策，则是直接干预股市政策。所谓官家开赌，群氓潮涌。如五一九行情是的救市政策，以及温总理开年便问股市开市了没有。类似信号都是政策明语和暗语的体现，在官方掌握巨大的资源的背景下，政策救市的成功概率极大，也容易被各路资金的领会。

   辩证来看，救市过程，实际上就是股市的融资过程。救市更多的是为了救融资。这说明决策者的智慧之高。救市与融资不过是朝三暮四的哲学，或者是欲取之必先予的驯服之术。

   由是观念之，当权力对股市影响巨大之时，股民对权力的期望亦随之而涨。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新股破发，散户甚至机构都会出来抱怨新股发行制度，而类似批评在西方股市并不多见。

   在印度股市，目前有逾万家上市公司。而美国纳斯达克亦曾有逾万家公司上市，目前剩余者不过三千多家。中国股票有不少从中退市，美国股民可借此进行集团诉讼，这是在一套可预知的程度中进行利益的博弈。

   由于决策者有能力控制标普指数股的发行速度和规模，事实上就是向股民背书，即弥补因发行导致股民利益受损的代价。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金钱游戏中不可逃避的法则。如果一方只有权力却不用负责，则游戏会迅速终止。

   在南航权证风波里，股民常常因为亏损而诉诸于管理层的维权。原因在于权力过大的干预了南航权证的扩容。这似乎证明了哈耶克的观点，虽然人们将忍受任何人都可能遭到的痛苦，然而当这种痛苦是由当局作出决定的结果时，人们变得就不会那么容易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