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帅李昕状告浙江稠州银行俱乐部，声响从一周前7月29日开庭时的惊天动地，逐渐归于沉寂。劳动仲裁出结果，得等45天，双方都得压住性子慢慢来。这段时间，李昕方面没怎么说话，浙江稠州银行方面也没怎么说话。中国篮协从一开始不说话，变成使劲说话。

  仔细看中国篮协说的话，都和案情无关，也不是怎么帮助解决问题，而是使劲解释为什么这事儿中国篮协管不了，找了一帮法律顾问解释行业规定和国法的区别。说通俗一点，是被指责不作为之后想辙把自己往外摘，用个文言词儿，叫危机公关。从李元伟主任时代起，中国篮协开始聚集一批各行业的智囊，为篮协出谋划策，李主任退休了，这个机制保留了下来。不同的是，李主任时代的智囊出的主意基本是怎么开拓发展，现在的智囊出的主意是怎么危机公关，俗称擦屁股。

  我不是学法律的。但我知道，任何一个行业（不光是篮球，也不光是体育）都有自己的行规，在行规之上是国法。行规不能违背国法，但行规有自己的力量，可以在国法的基础上再加以规定。这就是所谓国有国法，行有行规。行业首先要完善和规范自己的行规，出了问题先力争在行业内解决，实在不行再诉诸国法，还需在行规的辅助下判定。上有国法，绝不是自己行业不想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的借口，这只能是对行业管理者无心、无能、无作为的遮掩。

  按照中国篮协的说法，我们调解啦（到底是真调解还是假调解了，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没调解下来，你们只能到法院解决。那么中国篮协——这个本行业内的权威管理机构的职能，和居委会大妈有什么区别？有人打起来啦，我戴上红箍调解调解吧！没调解成啊！你们自己打去吧！管理机构的权威和职能在何处？中国篮协过去在设定行规（联赛准入制度，赞助商规则，不断变化、一拍脑袋一个想法的联赛制度）的强硬哪儿去了？到了出现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却突然挥刀自宫，落荒而逃，就像一支鸵鸟，把头插进沙子里，高呼：我没看见！我可没看见！

  事实上，上溯到中国体育，行规的力量不是太少太浅，而是太深太重。中国体育，从早期成为“振兴中华”的重要窗口，到以专业性为名形成的壁垒，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外界很难影响和改变固有秩序和格局，最终才形成了以多年来全运会为代表的乱象丛生，丑闻遍地。直到最近，中央巡视组开始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调查。我的意思是，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法，也都会首先考虑尊重行业的行规，因为只有行规，才展现了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比如，我国规定最低工作年龄是16岁，但实际上体育领域内大量未满16岁的运动员已在国家队服役和参赛，获得收入，已是事实意义上的职业运动员，等同于参加了工作。在NBA，几年前斯特恩把运动员参加选秀进入联盟的年龄上提到19岁，等于是延后了篮球职业运动员参加工作挣钱的年龄，和美国法律也并不一致。但行规仍然得到了尊重和执行。

  因此，作为行业领导者，你必须建立和尊重自己行业的规范。对于一个运动协会来说，下属管理着大量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他们是工作的主体。但不断有运动员教练员出现合同问题而讨薪的时候，中国篮协应该首先自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合同纠纷？我的行规够不够规范？我有没有为这个行业的主体们设立标准合同——这样能更好的保护他们的权益，也更便于在出现纠纷时去解决和执行？中国篮协不作为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标准版规范合同，运动员教练员和俱乐部各签各的，签下的合同千奇百怪。出了事儿打到篮协，篮协也是头一回见着合同。

  同时，中国篮协也没有用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去解决问题的决心，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最终到底用行规还是国家法律去审判李昕一案，对这个行业将产生多大的颠覆性影响。中国的劳动法里是没有“全保障性合同”这么一说的，而在中国篮球以及足球等所谓职业化的体育行业的行规中，“全保障性合同”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名词，来自世界上先进成熟的职业联赛（NBA，欧洲足球联赛），也是目前行业内大多数运动员和教练员所采取的签署合同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李昕的合同最终通过劳动法认定为保障无效，实际上也就是在这个领域的体育行业规范无效，你也可以说，中国体育（不光是篮球）的国内运动员和教练员们（外籍运动员和教练员可以上诉到国际篮联或国际足联，判例维护保障性合同）以后就没有保障性合同了，他们合同上的“全保障性”这四个字毫无意义。如果受伤、发挥不好或战绩不佳，他们均可随时被扫地出门。而这一切，都拜中国篮协的无能和无作为所赐。

  李昕一案，刺痛的不只是中国联赛的伪职业，中国篮协的伪权威，还有全体运动员和教练员们可能随时消失的脆弱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