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的自律困境与解决之道

 段德峰

海仓慈善基金会总干事

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同仁，各位朋友下午好！

其实我放在这个时候演讲是挑战非常大的，我就在猜他们前面讲什么，因为给的是一个大的命题基金会的治理，所以我临时改了题目，因为如果跟他们讲一样肯定人家等一下要骂我，所以我就改了这个题目。

前几天组委会就跟我说，最好让我发一个PPT过来，但是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想出来，甚至到昨天晚上12点的时候我还没有写这个演讲稿，我还在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三杯茶，是写美国的一个登山者他登乔戈里峰失败以后，在下到巴基斯坦的时候，在当地一个村庄，大概6000多海拔的时候被当地村民救下来，他怎么样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在当地建造了60所学校，甚至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其实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我推荐看一下本这书，我们会发现，因为我经常听到我们的NGO同事跟我们讲在中国怎么做事难，怎么这个政策压力，政策空间很小，这个慈善文化不够。但是大家如果去看这本书会发现，既使是在美国这样我们想象中非常完善的一个政治或者说政策，慈善文化其实做一个基金会也不是那么容易，做一个想去筹款的NGO也是非常困难的。

他在美国写了586封信，仅仅筹到了几个美元，所以我只做一个开场白，接下来说一些我的观点。

刚才杨团老师说得很好，有一些我同意，但是有一些其实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可能下一步我会提到一些我的看法，大家多多批评。

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大概有一个星期我们有几个朋友也做了一个沙龙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非公募基金会怎么样去进行自律。当时也给我很多的启发，所以我今天演讲当中很多观点来自于我们当时讨论的几位朋友，所以我要感谢他们。

今天我讲这个非公募基金会更多地是指在2004年基金会条例公布之后注册的以企业为主要发起人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当然我知道比如说像我一个朋友他在上海注册真爱梦想基金会，他们纯粹是个人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但是今天我想讨论的主体是企业为主要发起人，因为我相信这个领域可能是未来中国非常庞大的一个领域，而且可能真正是改变中国公益这个大的生态最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于商业领域成功的商业企业发起的基金会，所以我想重点谈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多对公益领域和基金会是有很深研究的，所以我们谈到自律的时候一想这个是太正确了，一定是要做的，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们真的跟很多企业家去交流，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会问你为什么要自律，一个基金会一个亿都是我一个老板出的，我为什么要自律，我给谁自律，都是我的钱。

好在这个地方其实有另外相关的问题，我们一个基金会公益组织是应该对谁问职，很多时候我们想对捐款人问职这个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仅仅限于对捐款人问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老板说得是对的，钱都是我的，你跟我问责就行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干就行了，为什么要对公众公开，钱又不是公众的，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在想，其实我们这样一个基金会在民政部或者在民政局注册以后，它其实是动用了政府赋予的很多公共资源，比如说政策上的声誉，包括他可能有机会去招募志愿者，而且志愿者是无偿地劳动，甚至我们现在有一些基金会拿到了免税资格，政府给了他一些资金的支持，这样一个2%的所得税，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讲可能你这个基金会现在一个亿，可能是政府转让了这样一个财政收入来给你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会理解这样一个，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讲能够接受。但是事实上我发现其实很难的，很多企业家其实并不认同这一个，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可能未来要更多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跟，下面我会谈到这样一个非公募基金会，这样一个理事会阶层，是怎么样共同控制这样一个非公募基金会的，而且这个我想是真正是自律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在我今天看来，虽然我是学法律，但是我觉得今天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自律的核心不是法律，不是政策和制度，是基金会内部的问题，是怎么样在这个之间的一个权力的让渡或者是妥协的问题。

有一个朋友提出来很有意思的观点，之前我是没有意识到的，后来我发现真的是这样的，他说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其实没有能力，甚至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律的，因为你们很容易想象，假设我们中国这么多非公募基金会，很多其实没有全职工作人员的，你怎么去想象他有自律的框架，他有什么能力去自律呢？这个自律很简单，它有一个内部的制衡，如果你一个基金会只有一个人，甚至你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你自律什么？你自律的是谁，所以这个我想是我们要在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些现实的环境框进去，可能这样讨论更有意义。

但是我们说基金会自律，有很多好处我想这两天肯定很多同仁都谈到这一点，所以我不想多说，比如说在品牌这方面，怎么样取得公众的信任，为了给基金会带来更多的资源，甚至在执行项目的时候怎么样赢得一个政策的空间，甚至说我们在中国很多环境下，比如说我们在救灾，你肯定要赢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就是怎么样在一个安全的，或者说有效率的一个现实环境下运作，我相信对于一个自律良好的基金会，会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政府的支持，而这种时候我觉得是跟我们的基金会的使命是相一致的。所以在我看来很多时候这种妥协是值得的，我一直觉得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整个公益领导的同仁如果想做得更好，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妥协的。而且我记得以前读法律的时候，记得美国宪法他们当时一个命名叫美国宪法被称为一场伟大的妥协，所以我想做事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少一点儿抱怨，怎么样务实地把一些事情做起来，这是我一个基本的观点。当然这个可以跟我很多年前的一些理念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这几年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体悟。

第二个部分我想说一些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一直也在跟很多同仁，包括杨老师也提到很多基金会的财务不够公开、不够透明，其实我之前的题目也是透明度，我知道大家会讲这个题目，所以我不讲这个。但是我还是把之前看到的一些结果跟大家有一个交流。

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看国内一家名气很大的基金会，名字我就不提了，会让他们觉得紧张，是一家非常大的基金会，我看他们的年报，应该是2007年财务报告，他们的基金会大概是不到30个全职人员，因为我问过他们一个中层的管理人员，大概是29个人，他们有四台汽车，一部奥迪A6，一部蓝鸟，一部别克、一部雅阁，他们四部汽车100多万元，他们只有29个人，他们的总部在北京，他们这些都是轿车，不是吉普车，他们用这些汽车在北京市干什么？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基金会，然后我就看他的报表，他是符合我们的基金会条例的，他的行政费用没有超过10%，这是不是恰当的？这跟自律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而且请注意，不仅仅是透明就有效的，这个信息是透明的，但是我问在座的各位有几个看到这条信息的，透明不一定真的会发挥作用，透明本身不会发挥作用的，要有人去看的。当这个透明的报告是PDF放在网上的时候，有多少捐50块钱、100块钱的公众会去看这个报告，会去解读那么长长的，十几页的财务报表，有几个人看得懂呢？我很怀疑这一点，所以我想透明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基础。

这个可能会牵扯，下面我会讲到一些具体的，我们未来可能解决的办法。因为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其实是一个公募基金会，因为非公募基金会现在相对比较少，很多报表我还没来得急看到，因为我自己在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做，我常常在想，其实有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如果做一些不符合基金会条例的工作，我相信我们政府是看不到的，很多的时候政府是不在场的，法律是起不了作用的，这个时候怎么办？我知道比如说民政部的基金会管理处或者是北京市的基金会管理处，其实公务人员是很少的，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在我们这6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一千多家基金会当中，每一个方案现场我们都能出现吗？其实是很难的，怎么办？其实法律很多规定，我们政府完全可以按照这样去执行，或者是惩罚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真的就是现实上我们怎么样让这些法律变成活的法律，真正有效的东西，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共同探讨的。

再一个例子我前一段时间也是跟一个朋友聊天听他说一个非公募基金会，他们可能是做房地产或者类似的公司，他们把基金会的很多钱在他们这个小区里或者楼盘中间做了一个公益项目，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营销的项目，他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可能是一个老年或者儿童的项目，它大大地增加了这个楼盘的附加值，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就有一个问题是，这么多的非公募基金会是企业发起的基金会，特别是当他们这种基金会是被理事会、企业的大股东的控制的时候，怎么样去界定公益和营销之间的差距？比如说在法律上我们进口产品的时候说，如果70%在国内组装那就是国产品，更多如果在国外组装，那对不起你即使在中国最后装成整车了，那也是进口产品，就是这样一个区分国内现在是没有案例和判例，当然中国不是判例法，但是我们没有更多地这种可以实施的，我不想说太宏大的东西，怎么样是对的错的，你就告诉我怎么样来判别这样一个东西是公益还是营销，到底是应该基金会来承担成本还是这个基金会发起人，这个企业来承担这个营销成本，这个是现实的、务实的话题，我们怎么样去谈论这个，我觉得我们未来可以更多地来讨论这样一个真正让我们这个法律，让我们这个基金会自律可以成为可以实现的一个，一步一步地操作，而不是我们整天在空谈，或者说在理论上探讨，当然理论上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一块可能需要多一些研究，怎么样来区分这样的边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谈了这么多，我其实想说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在这些非公募基金会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我觉得可能除了我现在有限的了解，除了像一些比如说发起人也是这个执行层，可能理事会的理事长本身也是这个基金会的执行人，他这样的可能是不存在这个错误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基金会的理事会是整个劫持了管理层的，他这个管理层可能是会被架空的，而这种架空带来的危险其实大家可能会，在座的更多的可能不是企业家，是执行层，你们会很自然想到，如果一个企业家，一群企业家控制了这样一个基金会，而且这个是没有分层一个基金会，是不大可能存在自律的，我是老板当然我说了算，你是执行层，你是拿我的工资的，所以这个中间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而且在这样一个理事会完全控制非公募基金会，这个我相信是很大比例的在国内的，就怎么样来区分刚才提到的这个公益的成本和这种基金会的公益和企业营销之间的界限，同时我相信这样一个理事会完全控制的基金会，其实执行层会降低这种成就感和拥有感的，会降低团队的工作效率，而且因为这种没有分层，它是难以问责的，同时我相信也不大会形成这种健康的基金会文化。

再举另外一个类似相关的例子，我今天讲的很多是细节的东西，我们基金会条例规定，比如说公募基金会每年的支出必须是上一年募款收入的70%，我就发现一家很大的基金会在2007年的财务报表上显示他们手上有一亿的现金，他们的报表显示上年有一亿人民币的现金，一年筹款仅仅有一亿多的基金会，他通过每年每年积累下来，因为必须要花掉70%公益支出，然后10%的成本，他就每年每年积累，积累到最后把帐积累到一亿多，他干什么？他所有的钱全部是银行存款，全部是现金，这是什么概念？你们公众把这些钱交给这些公募基金会，你们是让他存在银行吗？据我所知国外一些主流的基金会，他们其实是很有信心的，他会把这个钱花到只有一两个月未来的预算，比如说我预计下个月或者再下个月要两千万，我就帐上基本上只有两千万，因为这个是捐款人的一个真实的意图的一个表现，而不是让你存了一亿放在银行，当然有人告诉我，他们是这些基金会不敢投资，怕失败了公众追得更狠。但是你不敢投资你为什么要保留这么多现金吗？是怕失业吗？是怕下一次筹不到款吗？你为什么害怕筹不到款呢？为什么？为什么一些成熟的在国际上有声誉的基金会他不怕筹不到款呢？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不仅是公募基金会，可能我们自己非公募基金会的同仁也要想一想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是为了保存我们这一份工作在做一个基金会，还是说为了实现捐款人的意图在做这个事情？

好我就讲这些，其实大家也注意到，就这样一个自律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你就会发现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可能都是不违法的，完全是合法的。但是这个符合我们一个常识，或者符合我们对于一个正常的人对一个基金会的要求吗？我觉得是满足不了的。所以有的人跟我说，他说我们在中国当下能守法就很好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自律是必须的，而且必须是现实意义上一些细枝末节上，一些细微的可以观察到的一些细节上。所以我想说一下基金会内部自律实现的一个途径的可能。

因为我想其实刚才说到，其实透明度是一个基础，但是仅仅是有这些透明度其实是不够的。而且我们也看国外的一些，比如说美国一些大的基金会，在初期成立的时候他们的理事会对整个基金会的控制也是非常严的，他执行层其实也没有什么权力，甚至在美国一些草根创办的基金会也是一样的，他们其实创始人会有很强的控制力，中国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企业的基金会完全被一个企业的发起人、一个总裁控制或者说董事长控制，这样的事儿怎么办？自律有没有可能解决，政府在中间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政府在这个时候是有可能需要出手的，我们要监管他们，要给他们这样一个理事会完全控制的一种基金会给压力的，我觉得不可能是放任他们，完全是一个企业一群股东在控制一个基金会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想象的。但是政府怎么样去介入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有一些尝试，现在可能比如说我们民政系统可能通过一些契约或者通过一些约定来派驻一些理事来进入这样一个基金会来协助决策过程，但是这个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民政系统派到基金会做理事都是很高层的官员。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如果真的去监管一个基金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很低层级，就是相对来讲基础级别的一些官员去日常监管的，就是这个时候对监管的官员来说压力很大的，因为他的领导可能在这样做一个理事，所以这样一个决策过程可能对监管过程也是有一个问题的。

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有想清楚，就是怎么样让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怎么样让这些就是已经被这些发起人理事控制的这样一个基金会，改变他们的运作模式，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然与这个相对应的我们也发现，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基金会职业管理人的缺乏，其实我也确实相信，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足够大的一个基金会的管理人团队，其实也很难让这些已经事业上很成功的老板自废武功，把这个整个基金会的管理权交给你，所以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人，真的去把这些基金会管理好，这个我也是很担心，也是很怀疑的。

最后一个我想说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关系，就是我刚才在看到这些，就是包括前面这家公募基金会的报表的时候，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中国基金会市场，或者是整个公益市场太缺乏竞争力，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或者说这样心安理得，我觉得是没有这种压力传达给他，就是来自于公众或者各个方面的。所以我想在这种时候我不敢判定，就是这样一个基金会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它，但是我想可能我们各个方面，我们的同仁，我们的业内同事，都应该思考，如果他今年通过08年这样一个筹款的高峰，他帐上一直会积累很多钱，因为比如说他08年筹了30个亿，根据法律他花掉70%就行了，他真的放了10个亿在帐上。你怎么办？未来怎么办？你管还是不管这个事儿？他就一直放10个亿在那儿怎么办？反正他也不在乎你公众筹款，10个亿他可以花一辈子的，反正花到他一直退休的，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明确的条例出来，我们没有可执行的东西，就是法律很清楚，但是其实很多是，我们发现这个法是最早的，他没有请。

记得这家基金会，当时还因为前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的善款出问题了，但是我想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想很可能是会直接放在非公募基金会上了，就是这家基金会他们的善款被一些工作人员挪用了，大概有几十万的钱，后来被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那个基金会的秘书长跟媒体说，他说你们千万不要报道，你们这样报道就害了我们准备资助的小孩儿了，我觉得很可笑，我无法理解一个秘书长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会这样想？这个我觉得不是法律的问题，这是一个自律的问题，他这种思维方式很有意思。就是他怎么会觉得媒体对他的这样一个报道，一个恰当合法的报道，为什么是损害这些被他帮助的小孩儿，而不是说帮助他基金会提高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帮助我们理清整个行业环境，甚至是帮助政府来监管的，但是他这个秘书长他不这样认为，所以我想这我们基金会的负责人，或者说我们整个团队，整个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同仁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来应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最后我想说自律，但是我想这个自律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我相信个体的自律是没有的，最终是会失败的，因为比如说是一个律师或者是一个行当，你一个人会坏了一锅汤的，这个话很通俗，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国家，包括美国也是，一个基金会出了丑闻也会影响到整个国家一个时期的捐款的总量，这一可以去查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中间的某一个基金会出了一个巨大的丑闻，公众会丧失所有信心，他不知道你是非公募还是公募的，他不知道你是什么背景的，管你什么背景，他就觉得都是基金会，他会丧失信心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为什么要自律，为什么要行业自律，我相信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可能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保护我们共同所有人的利益。

因为我们要相信公众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分辨和了解能力。所以刚才杨团老师提到一点我觉得是不错的，就是怎么样来让第三方独立评价，可能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民政部也有写过一些文章，包括他们写的美国慈善法导航，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怎么样有社会的评级，但是现在国内好像也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民政部搞的，好像大家都是五星级、四星级基金会，这个可能分辨率就差一点儿，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有一个打分的机制，让公众很简单一看南都基金会95分，我钱就给你了，你们这个基金会好像只有35分，那对不起可能今年钱就不给你了，就是怎么样给一个公众更加可以甄寻的，而不是我们说得很虚的什么透明度、报表，公众看不懂这个，也没有时间，他也不准备花时间来看这个东西，他只想知道你告诉我钱该给谁，但是现在就没有这个市场，没有形成这个评级制度，我觉得这个制度是应该民间来做的，而且应该是尽快地做这样一个机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真正帮助我们实现自律或者行业自律，或者真正推动这个领域发展的一个课题，所以我想公约或者说行业自律，今天可能我们回头要发布的行业公约，我觉得是一个起步，不是一个重点，这恰恰可能是一个方向性的东西，未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公约真正地可去执行。

谢谢大家。

2009-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