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夜间写作的习惯，他最为反感的是来自邻居的喧闹。不巧的是，他碰上的这类邻居偏偏不少。比如1906年鲁迅留日期间，曾一度住在东京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这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公寓，同寓有不少中国房客，素质不高，常白痴似地大声谈笑，迫使鲁迅移居别处。鲁迅1912年5月初来北京时，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这里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床板缝里臭虫成群，邻居经常半夜喧哗，有时甚至聚众赌博。鲁迅当年9月18日日记写道:“夜邻室有闽客大哗。”20日日记写道:“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1914年1月31日日记又写道:“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

　　1926年9月，鲁迅只身去厦门大学任教，先暂住在国学院三楼，同楼还住了一些未带家眷的教员。他们不但浅薄，言语无味，而且“夜间还唱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1927年1月，鲁迅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居广州白云路白云楼26号二楼，这里虽然远望青山，前临小港，较为清幽，但《而已集·小杂感》中有一段凝练而深刻的描写:“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1927年10月，鲁迅跟许广平到上海定居，先住在景云里。这里既有茅盾、叶圣陶这样的芳邻——尤其是茅盾，他家后门紧对鲁迅家的前门；也有恶邻，真可谓鱼龙混杂。许广平回忆说:“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似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

　　1933年4月11日至鲁迅去世，他一直住在上海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从1936年5月间起，前面的邻居经常排放煤烟，而患有肺病的鲁迅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闻到煤烟“真气煞他了”。鲁迅常说:“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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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可怜鲁迅这样一个耿直的性格，还不得生生让这些邻居气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