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导言】今天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篇网络上看到的文章。医患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而又不可逃避的话题。在中国，医生和患者都有一肚子的委屈，遇见一些问题之后，似乎很难找到和谐解决的途径。但实际上，医生和患者都是平凡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要求。而对于医疗来说，诊断和治疗是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的，即使是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不同医生就会存在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案。而对于患者来说，由于缺乏全面的医学知识，理解医学的决策，似乎更难。这也是医患关系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我一直想在博客里探讨一些关于医患关系的话题，但这个题目似乎太大了，难以着手，又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一直没有在这里写自己的一些感受。今天，看到作家六六关于医患关系的探讨，觉得里面有很多事情说得很好。六六是一个笔触很细腻很深入的作家，她的作品《蜗居》也曾经引起很大的反响。六六探讨医患关系，这反映了作家正面现实的勇气，也体现了作家这个职业本身的社会责任感。不管她的作品最终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支持像六六一样的作家，敢于面对现实，而不是像现在很多的作家一样，只是沉迷于戏说古装的作品。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六六的感受吧。以下内容转载自网络。

    因《蜗居》当红的作家六六，分别以患者和医生的身份“卧底”上海的大医院半年，试图去揭开中国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她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与深刻，但为观察医患矛盾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体验。

     六六认为，医生与患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事实上患者对医生的依赖要更多一些。因为我们都没有专业知识，我们需要医生的判断和承担责任。如果我们因为不信任而质疑他们的专业能力，结果就是医生也不会为你的命负责。政府的投入和医疗体制的改善、医患之间相互的信任、医生的仁心加仁术，才可能改变对立紧张的中国式医患关系现状。

       医生的共性：
    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他们说话谨慎，善用模糊词汇。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医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
   

     打破对医生的成见
       2007年对我是很糟糕的一年，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术后很久，我和母亲都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意义。母亲在手术后活动起来，经常胳膊疼。她甚至一度怀疑这个手术是否真的必要。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我惊奇地发现，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乳房对于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生命高于一切，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另一部分医生则认为，这么早期，近乎零的癌细胞，局部清扫一下即可，创伤小，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质量。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忠诚可靠，不涉及利益。于是我知道，排除在床位、红包、回扣等等之外，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它不是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它全凭主观和经验。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但在治疗上，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不同的人，标准截然不同。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对医生的了解，很肤浅，很片面，大多来源于报纸媒体等的宣扬，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掩盖、医药代表、过度医疗等。
     

       2008年夏天，我母亲又被查出有脑瘤。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医生，他姓孔，是在我母亲第一次动乳腺癌手术的时候结交下的医生。母亲对他几近于迷信，无他，他在母亲这里有权威，且愿意担当起医生的责任，是他替母亲做出决定不要化疗了，因为化疗对极早期癌症来说意义不大，还伤身体。他的一句：“你相信我，出事我负责！”让我们从此坚定地跟他走。
   

     我母亲一次去见他，跟他说自己三叉神经疼，孔医生对母亲端详半天，建议母亲去做个脑部检测，他说：“我怕里面不好。”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大约是几年前起，脑部生长良性肿瘤，现在长大压迫面部神经了。母亲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大名鼎鼎，赵本山的脑溢血就是在那里治好的。

    你该怎样信医生
    最终促使我走进医生的世界，从一个病患家属的眼光转为医生的视角，是缘于我偶然病倒住院。人在虚弱的时候，我发现是最悲观失望对一切产生怀疑的时候，我把医生当作精神寄托，也不断质疑他们每句话的潜意思，他们是不是暗示我，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他们是不是故意把我的病说得很严重，以方便榨取钱财？我在负面情绪中摇摆。
    

      等我转危为安以后，决定走进医生的世界。我被医院同意，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走进了医生的世界（注，约半年）。
       

      一天，   我和吴教授出台会诊。我坐在吴教授身后，听某女病人如下对话：“医生啊，我们那边的医生让我过来看看，说我有垂体瘤，麻烦你给看看。”
   

     吴教授：“你没有垂体瘤，CT里没有任何明显指征说明你有垂体瘤。”“可我为啥不怀孕呢？”“这个你要问妇科大夫。”“妇科大夫说了，我不怀孕是因为长了垂体瘤。”“可我说了，你没有垂体瘤。你相信我还是相信她呢？”“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我要是没有垂体瘤，为啥不怀孕呢？”“同志，你到底希望长瘤还是不希望长瘤？”“我不希望。”“那我跟你说了，你没有垂体瘤啊！你去妇科再看看。”那一个下午，吴教授需要这样鸡生蛋蛋生鸡地解释给病人很多遍类似的问题。人对于医生的信任应该怎样才能够建立起来呢？
    

     去年我摔断胳膊，医生告诉我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保守治疗，让骨头长在胳膊里，缺点是有可能以后阴天下雨疼痛。另一个是开刀治疗，取出碎片，缺点是有可能损伤运动神经。正常情况下，医生会说：“我告诉你两种后果，你自己决定治疗方法，我不能替你做决断。”这个医生我信任他，我让他替我决断，他最终让我不开刀保守治疗。我的信任，为我省了一刀的费用和疼痛，且保护了我的运动神经。目前为止没出现下雨疼痛的症状。他因我的信任而担负了责任。

     这就回到了一个问题上，你该怎样信任一个医生？信任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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